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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

发布时间:2014-11-18 11:11:21 点击数: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作者: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
——纪念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80周年
 
刘志丹
 谢子长
习仲勋
编者按
80年前的今天,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选举习仲勋为主席。这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形成。
1933年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铜川市照金建立,形成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失陷后,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张秀山等开辟了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收复了照金苏区。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等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大本营,在中共历史、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今天,我们重温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就是要深切缅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就是要继承和弘扬陕甘边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就是要继承和弘扬陕甘边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切实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做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要继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坚持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践行党的思想路线,坚决反对一切不良风气。只有大力弘扬陕甘边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坚定信念、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顽强拼搏,才能将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根据地军民数千人在南梁荔园堡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临时政权革委会改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委主席。后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80周年之际,进一步研究西北根据地的地位、贡献,探究其发展、巩固的原因,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及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的方针,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经过刘志丹、谢子长等几年的努力,1931年,刘志丹终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0月,陕北游击支队(晋西游击队与保商武装合编而成)辗转来到南梁,与南梁游击队汇合;次年初,先后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从此,红军陕甘游击队相继出击耀县照金,在渭北一带游击,开展土地革命。
1932年秋,刘志丹、谢子长派习仲勋、李妙斋在照金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经中共中央批准,1932年底,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第2团,开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1933年春,成立了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政委习仲勋)和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实行土地革命。6月,“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杜衡强令红2团南下,使其遭到严重损失。此时,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照金的围攻,习仲勋等于8月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陈家坡会议,建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保卫了照金苏区。
照金苏区陷落后,刘志丹、习仲勋等开始了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苦历程。1933年11月,恢复了红26军,建立了42师(师长先是王泰吉、后为刘志丹)。先后建立了二路、三路游击区,恢复了照金苏区。1934年2月,在南梁恢复了陕甘边区革委会(主席习仲勋)。11月4日至6日,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志丹)。与此同时,谢子长、马明方、张达志、贺晋年、崔田夫等人领导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27军第84师。1935年1月,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1935年2月,建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军委,使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
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西北红军连克六座县城,巩固、扩大了西北根据地,县级苏维埃政权达31个。西北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牵制了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减轻了各路长征红军的压力,策应了红军长征。1935年9月,迎来了先期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的红25军。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接着,发动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战役,巩固和扩大了西北根据地,迎来了红二、四方面军,结束了长征。
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留完整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根据地改制为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正如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所说:“陕北有两点,一是落脚点,一是出发点,没有陕北就不能下地。”西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西北根据地发展、巩固的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全国十几块根据地相继陷落,为什么西北根据地却能巩固和发展,并最终成为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根据地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坚持工农武装割据,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共陕西组织始终坚持工农武装割据道路,不论是早期的武装起义,还是开展兵运工作、创建红军、建立根据地,都毫不动摇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就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一切同志归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对党员“实行军事训练,时时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从1927年到1934年的7年多时间里,省委向中央汇报和给各地组织指示近70件,都是对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的指导。当然,由于受中央“左”的错误的影响,有些决策也脱离了实际,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始终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使得西北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红军的创建中,省委高度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早期的武装起义中,省委强调“一切工作归支部”。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建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西北工农革命军中,都建立了除军事主官以外的军事委员会,中共工农革命军委员会,设立主席和书记,保障党的领导。尤其是渭华起义中,在工农革命军中设立了政治委员,开创了人民军队设立政委的先河,比红4军至少早了1年半。1930年4月,省委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政治领导”。1930年9月,刘志丹收缴了合水县太白镇陇东民团军第24营的枪支,组成了一支革命队伍,就建立了中共支部;1931年初,刘志丹组建补充团,也建立了中共支部;1931年10月,由晋西游击队改编的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庆阳与南梁游击队汇合,建立了中共队委会。随后建立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红军陕甘边游击队、红26军第2团、红42师,都建有中共组织,书记均由省委派人担任。所有这些,都保障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保障了工农武装割据战略的实施。
在根据地的创建上,刘志丹等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中,刘志丹等始终坚持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地方游击队守卫苏区的战术,接连获胜。后期,红26军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了二路、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分别在照金、南梁建立和恢复了苏区。第一路游击区因为情况不清,实际上由陕甘边红军和陕北游击队共同开辟,形成“狡兔三窟”,扩大了红军的回旋余地。陕北根据地则以安定为中心,创建了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和神(木)府(谷)两个游击区。在战术上,刘志丹等总结寺村原时期强攻王郎坡、死守五顷原、突围三嘉原失利的教训,采取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战术(陈家坡会议、包家寨会议主要精神),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三、建立人民的红色政权,领导贫苦农民投身革命。革命为了人民,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西北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主要来自陕甘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因此,在根据地的创建中,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发动群众,广大贫苦农民踊跃参加革命斗争,使陕甘红军从早期的200多人,发展到1935年9月的两个正规军、9个建制团,共5000余人。此外,还有4000多人的游击队。根据地党组织依靠人民,在苏区建立了31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经济都体现了革命为民、执政为民的理念。1934年11月,刘志丹在军政干部学校开学时讲道,建立民主政权,使耕者有其田,使农民过上好日子。在根据地建设中,很注意发展经济,设立了集市、医院、枪械修理所、学校,还发行了货币。刘志丹、习仲勋制定的《十大政策》,对土地、财经、粮食、社会、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利益,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
四、坚持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参加革命。统一战线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刘志丹、习仲勋提出的“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等观点,既丰富了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又在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彰显了重大作用。
首先,中共组织和杨虎城部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统治陕甘的杨虎城曾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做第二个贺龙。虽然阴差阳错,杨虎城没能履行入党手续,但始终和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杨虎城部发展了许多组织,党员前后达数百人。由于杨虎城的进步和中共组织在杨虎城部队中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杨虎城奉蒋介石命令与红军作战时,大多采用应付、提前联系好,或者草草收兵了事。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更是加强了同杨虎城的联系。毛泽东曾多次派人与杨虎城、杜斌丞商谈,达成了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协议。尤其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打下了基础。毛泽东曾经谈道,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前有魏野畴、李子洲,后有南汉宸。
同时,刘志丹等在根据地创建中还注重同国民党军队中的其他进步人士“联合”,保持关系。1932年4月2日,刘志丹在给白冠五的信中,就要求其见过去的朋友刘宝堂、曹又参、牛化东、韩练成,“告诉他们安心在位,等待作为。”这些人士都为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帮过忙,出过力,有的被国民党枪杀,有的在解放战争中起义,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第二,中共组织、红军与同情革命的民间团体保持着统战关系。1929年6月22日,中央指示省委,打入农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抓取下层群众,领导参加农村斗争。根据中央精神,陕西省委提出“加强红枪会、土匪、民团中的工作,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夺取其下层群众。”刘志丹根据陕甘的实际情况,同哥老会首领马海旺结香堂、拜把子,成了西北大爷;发展马锡五为党员,团结白文焕、郑德明等一批哥老会首领参加革命,就是不革命,也不反对革命。
第三,中共组织重视对地方民团和非法武装的教育与争取工作。对于民团,刘志丹、习仲勋等认为要根据其对红军的态度区别对待,凡与我为敌对抗,且我有力量消灭的,就坚决消灭;凡向我表示友好,或愿意保持中立者,则尽量争取,维持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势力。刘志丹等对后湫殿的张维奇、耀县的夏玉山、蓝田的张家坪等民团都成功地进行了统战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同时,还积极教育、争取非法武装。非法武装成员大多为贫苦农民。刘志丹、谢子长等多次深入非法武装中,启发其成员的阶级觉悟,教育其同情红军或者走上革命道路,如赵连璧、贾生财、杨培胜、师储杰、郭宝珊等,都是在他们的教育下参加了革命。正如习仲勋所说,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抢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
正是由于西北根据地的领导者充分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才使得西北根据地不断发展。
五、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革命活动。西北根据地同其他根据地一样,在创建过程中曾受到中央“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西北反帝同盟军整编前,刘志丹等坚持思想教育和组织清理的整军方法,受到省委“左”的干扰,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三嘉原缴枪事件。在红2团政委杜衡强令部队“南下”时,刘志丹等坚决反对,途中他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指挥战斗,保留了骨干力量;陈家坡会议中,习仲勋等在省委遭受破坏、红2团南下失败、国民党军围攻照金苏区的危急关头,从实际出发,力排众议,统一了几支红军力量,建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战略上坚持在陕甘边开展游击战争,战术上不打大仗,积小胜为大胜,壮大红军力量,为发展壮大红军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刘志丹、习仲勋等从陕甘边的实际出发,制订了一系列符合陕甘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政策,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阎家洼子会议中,刘志丹等顶着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驻北方代表来信的无端指责,坚持从陕甘边的实际出发,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根据地。正是刘志丹等按照中央土地革命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才排除了各种错误的干扰,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领导者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立党为公的高尚品质。在根据地的创建中,以刘志丹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既经历了对敌斗争中的挫折和失败的考验,也经受了党内各种错误的干扰和“处理”,但他们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土地革命初期武装起义失败,兵运工作中的三道川事件、旬邑事件、宁县早胜事件、红2团南下失败等,使刘志丹等愈挫愈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创建了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同时,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始终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大局为重,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包容的原则,不搞宗派,不搞小团体,使革命队伍愈来愈强,根据地越来越大、越巩固。1931年秋,在陇东,南梁游击队迎来了从晋西、陕北辗转而来的陕北游击支队;1933年夏,在耀县又与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会合,帮助其发展,在干部、武器上给予支持;同年秋,渭北根据地丧失后,黄子祥带领红四团、王泰吉率领受到严重挫折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照金苏区,受到习仲勋等的欢迎。在陈家坡会议上,习仲勋等顾全大局,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从秦岭返回后任参谋长。恢复42师时,刘仍然推举王任师长。1934年7月,谢子长等带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来到南梁,陕甘边区的领导没有因为隶属关系的不同不予支持,而是热烈欢迎,且给予了武器、经费的帮助。会议中,陕甘边领导同志置北方局的错误批评不顾,让谢子长兼任42师政委,并带领红3团北上,协助陕北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
1935年8月,西北工委得知红25军即将到西北苏区的消息后,专门发了《为欢迎红25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红25军到达西北苏区后,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在永坪镇成立了陕甘晋省委,改组了西北军委,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崔田民、崔田夫、张秀山等被排斥在主要领导岗位之外。具有崇高理想和信念的刘志丹与他的战友们,不计个人地位、名誉,顾全大局,同外来干部合作共事,忘我战斗。劳山战役后,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在“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的领导下,开展了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批原陕甘边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杀害了200多人。直到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志丹等一批未遭杀害的干部才得以自由。获释后,刘志丹等顾全大局,一再告诫大家“中央来了就好办了”,不计政治上未得到彻底平反、组织上职位安排过低的不公待遇,相忍为党,仍然浴血奋战,最后付出了生命。
刘志丹、习仲勋等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高尚情操,为西北红军的发展、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的实现,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勇奋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以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刘林圃、李妙斋、周冬至、强世清、杨琪、杨森、杨重远、白德胜等为杰出代表。据不完全统计,土地革命时期,陕西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9444人。毛泽东赞扬刘志丹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为“民族英雄,虽死犹荣”。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了。总结研究西北根据地发展壮大的经验,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品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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