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上:激流中的水手——路遥的成长轨迹(3-10)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10日 点击数: 作者:海波 来源:海波的博客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3.好马并非只吃草
1961年夏天,路遥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小。这时,困难迎面而来。困难来自何方?来自贫穷。虽然他家不是最穷的农家,但他却是城关小学最穷的学生。这是为什么呢?容我从头细说。
先说城关小学。延川县城关小学是县上的中心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部分。初小部与本题无关,不去说它,单说高小部。高小部共两个年级四个班,具体的学生数我说不确切,但不会超过180名。这些学生又能分为两种,一是县城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职工子女和城关大队农民的子女;二是城关公社四十个村子里农民子女。前者在家里吃饭、住宿,为走读生;后者在学校学校里住宿、上灶,为住校生。住校生的数字我也说不出确切,但可以肯定不会超过二十人。因为只有一个男生宿舍,一条土炕最多能睡十个人,而女生比男生更少。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时农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体到路遥他们这一级,平均两个村子才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
那么什么样的孩子才能上高小呢?一、家庭情况特别好的,二、虽然家在农村但父亲在外工作的。和这些孩子比,路遥当然是最穷的学生了。那么这穷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容我进一步细说。
走读的孩子和住校的孩子在穿衣上有差别,但差别不大。那时候布匹定量供应,无论是有钱的还是穷汉,每人每年发一丈七尺六寸布票,凭票购布,谁也特殊不了。有差别的仅仅在衣服的式样和鞋袜的时新上,无非是富裕的孩子穿着缝纫机做的衣服、买来的鞋袜;穷一点的孩子的衣服和鞋袜都是手工做的。那时候人们都穷,能穿缝纫机做的衣服、买来的鞋袜的学生很少,农家子女穿不起,干部子女绝大部分也穿不起(当时整个延川县只有一个缝纫社,仅有8名职工,还没活干,不久就倒闭了)。由于大家都穿得差,偶然有一个两个穿好衣服的人不但得不到赞扬,还会受到攻击,女的被称为“洋小姐”,男的被唤做“骚情鬼”,谁敢穿?具体到路遥,这更不算个事情,他才不重视这些东西。
但吃饭方面差别就大了。走读生在家吃饭,好处显而易见,就不说它了。仅就上灶生而言,差别就很大。灶上采取报饭制,吃什么、吃多少由自己决定;只要能交得起白面,天天吃蒸馍也没人管。交不上粮就没办法了,只能将家里带来的干粮在灶上“馏”热了吃。路遥恐怕连“馏”饭吃的时候也不多,因为他带来干粮不全是粮食做的,里边总有糠,容易散伙不说,还可能“污染”别人的好干粮,所以只能就着酸菜冷吃,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锅水”而已。就这,对路遥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吃的东西虽然比不上别的同学,但比大伯大妈吃的就好多了——老人吃的东西里糠更多,“团粒结构”更差。
最让路遥受不了是,城乡学生间在文化享受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看电影上。当时延川县城有一个电影放映站,有一部放映机,三个职工;租了一个有围墙的院子作为放映场,一张票一毛钱。就是这小小一毛钱,把路遥隔在了电影场外。当时的一毛钱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当时级别最低的干部月工资为30元),但却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男性农民一天的工值(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日工值为一毛多钱,有的连一毛也不到)。不但路遥“消费”不起,一般农家都“消费”不起,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那时候的电影很强势,不但“高台教化”,还引导着学校里的“流行”走向:电影里的插曲立即就成了音乐课堂上的学习曲目,电影里的人物立即就成了师生们议论的主题,电影里有特色的对话立即就成了同学们的口头禅。每次看完电影,城里的学生就要和老师一块议论几天,而路遥他们只能站在一边“憨态态”地听。不但没有了学习和娱乐的机会,同时还丧失了在同学中话语权——那些理应追随他的农家孩子们都转而听别人讲电影中故事去了,他被彻底地“晾”在了一边。
这是路遥无法接受的。他已经习惯了当“孩子王”,自尊心和好胜心逼迫他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想的办法就是看书、看报章杂志,因为书报上说得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刻,从而更有“推广价值”。那时延川城里有一个新华书店,一个阅览室,规模都小得可怜。新华书店年销售额不到三万元,其中学生课本、农民过年贴的年画和财神、灶君像销售占绝大部分,剩下来就是孩子们看的连环画;阅览室是一孔大窑洞,放有四五份报纸和七八种期刊,由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照看着。由于阅览室地处“闹市”,每天总有进城的农民在门口休息和“拉话儿”,但很少有人进去。那时候路遥是这两个地方的常客,一有时间就来这两个地方看书、看报。先在新华书店看,看得时间长了,售书员就会很客气地赶他走:“这是书店,要看,到阅览室看去”(那是一位非常温和的女人,我和路遥常学她说的这句话),路遥只好遵命,“移师”到阅览室接着看。次次依然,如此反复。
在这里,路遥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在画报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车、火车、铁路、海洋和轮船的模样;在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巴勒斯坦这些遥远的国家,知道了胡志明、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这一切令他振奋,觉得自己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做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每次看完回到学校,他都忍不住向同学们说说,这不但吸引了绝大部分同学,也引起了老师和一些学生家长的注意。和农村时一样,城里人也觉得“这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老师开始重视他了,一些有眼光的干部也鼓励孩子和路遥交朋友,以便“近朱者赤”。 于是,路遥再度成了同学们眼中的“英雄”,全校最著名的学生,不但同学们这样看,老师也这样看。这时候,他再也不为看不上电影发愁了,想请他看电影的同学大有人在。
4.自产萝卜赛蜜糖
1963年夏天,路遥高小毕业并顺利地考上了延川中学。当他兴冲冲地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后,迎接他的却“一盆冷水”:大伯大妈不让他上学了,要他回家来好好“过光景”。
这个决定在现在人看来简直不近情理,但在当时的陕北农民看来,不但合于情理而且切合实际,尤其像他们这样的家庭。现在,让我们看看他大伯是怎么考虑问题的。
就在路遥整天想入非非时,大伯却在考虑着完全不同的问题。那时陕北人普遍早婚,许多孩子在十四五岁前就订婚了,一到十八岁就该结婚了。俗话说:“老人欠儿子一个婆姨,儿子欠老人一口棺材”,他大伯最着急的正是这件事情。年轻人到了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作家长的在人面前就抬不起头。大伯那年四十多岁,路遥也十四岁了,村里同龄孩子都订下了婆姨,唯独路遥还没有,这使大伯感到压力很大。在他看来,念书是个小事,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算开账就行了;好好修一院窑洞,给路遥娶个婆姨才是大事,才是“活人过日月的正道”。
他反复把这个道理讲给路遥听,意在“以理服人”。可是路遥就是不听,两个人越说越远,有时甚至吵了起来。这时他动摇了,不是觉得路遥说得有道理,而是害怕自己方法不对头。于是,他放下手里的庄稼活,连着赶了几次集,把亲戚、朋友拜访了一遍,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三个臭皮匠,合一个诸葛亮”,在这个大问题面前,他表现得慎而又慎。
他能找到的人都是穷人,日月过得比他更紧巴,这些人的看法是“穷不供书,富不教学,吃饭穿衣得看家当”。以为,像他这样的家境去供孩子上学简直就是笑话,并告诫他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孩子不懂事,大人要作主。可不敢误了孩子的前程”。这话一下子说到大伯的心坎上了,不但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反而觉得自己的态度还不够强硬,因为他觉得路遥“说起来‘精’着哩,其实‘憨’得什么也不懂”,如果任其下去,“城里的也误了,乡里的也误了”,闹不好,还会惯成个 “二流子”。在这方面,他有过教训,当年,他家曾下力气供三弟(即路遥的三叔)上学,结果钱花了,书却没有念成,连庄稼汉的看家本领也给丢了,光景过得连他们这样的“睁眼瞎”也不如。
大伯本来就不多说话,打定主意后话更少了。路遥提起这个事,他只是打哈哈,直到开学那天才说了实话:“这学肯定不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说完递给路遥一把小镢头和一条羊毛绳,要他上山去砍柴。路遥一下子愣了,默默地接过小镢头和绳子,一到山里就抡圆了扔进沟里,然后独自进城去了。
 路遥给我说过那次进城时的心情,他说:“感觉特别孤独,就像一只小羊羔独自处在茫茫雪原上那样孤独”。为了上学他找过所有要好的同学。许多同学都支持他,情愿帮他筹集报名费,有一个同学还带他见了家长,希望家长出面帮助。那位可敬的家长也很同情路遥的处境,但他却不同意路遥背着家里人报名的想法,担心“以后的事不好办,上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建议他去找村里的领导,争取当地党组织的支持。路遥接受了他的建议,返回村里直接找村里的领导。村里当时的领导叫刘俊宽,是一个十分有眼光且很仗义的人,他当即答应了路遥的请求,并借给他二斗黑豆,让他换成钱去交报名费。当路遥前去学校报名时,已经过最后期限,学校不再接受,那位可敬的农村领导又帮他过了这一关。
这件事在路遥的一生中影响巨大,不仅仅是上学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候,路遥通过自己的人事关系把住了命运之船的方向。从这时候起,路遥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人,而不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已经离开大伯为他设定的人生轨道,走上自己的路子。通过这件事,大伯的权威感在他眼中消失了,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独立”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当同龄孩子都把身子紧紧地依偎在父母的怀里时,路遥已经开始主宰自己的人生。这是他的悲哀,也是他的豪迈。
            5.有风送他上半空
  在文化革命中,路遥曾是延川中学一派学生组织的第一号头头,后来又成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件事搞得很神秘,对此人们总是闪烁其词,不想挑开了明说。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这个事不是延川中学独有,不是路遥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全中国的学校都是那样,每个学校都有一些人做过这个事,且大部分人都是被时代潮流挟裹进去的。因此,据实说清反而有好处,不然越到后来越说不清楚。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的暑假开始的。路遥作为初六六届学生已经毕业,并参加了中专考试,被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录取。当时人才紧缺,一上大专院校国家就发给生活费,身份也由农业人口变成城镇居民,如果不犯大的错误,一毕业就能走上工作岗位,得到一个“铁饭碗”。就在路遥为此高兴,家里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送给路遥的第一份礼物是苦涩的——大专院校停止招生,已经考取的也返回原校参加运动。路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和他的同学们一起返回了延川中学。
  延川中学是当时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是延川县的“最高学府”。一个县只有一所完全中学在当时的陕北并不少见,少见的是路遥这个初中生当了一派学生组织的一号头头——在别的县,总是由高中生来担任。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延川中学的特殊情况,二是路遥本身的基础和能量。
  当时延川中学共有九个班,初中六个班,高中三个班;初中每班大约五十人左右,高中每班大约三十人左右。高中生在人数占绝对少数,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学校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在县委工作组的指导下成立,其主体是高中生,几乎囊括了所有家庭出身好且有威信的学生。后来县委工作组被斥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受批判的对象,原来那个红卫兵组织的骨干力量因此受到了牵连,剩下的人“掌控”一派组织已经很吃力了,“掌控”两派已无可能,这就给初中生“大展身手”造成了可能。这就是当时延川中学的特殊情况。
  回头再说路遥的基础和能量。前面说过,路遥毕业于延川县城关小学,城关小学是全县的中心小学,集中了全县大部分城镇学生。相对于各公社(乡镇)小学考上来的学生,城关小学上来的学生不但在人数上占多数,在见识和胆略上也略胜一筹,从整体说在各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初六六届是初中部的最高年级,在高中部学生 “失宠”的背景下,初中最高年级的“风光”应该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我说的基础。
  说到路遥的能量,那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他在城关小学时就是那里“孩子王”,上了初中以后,在城关小学的“旧部”的支持下,首先在整个六六届争得了话语权,再以高年级的天然优势争取到了大部分初中生的支持,然后带领这伙人和以高中生为头头的另一派抗衡,这就他当学生头头的由来。而当全县一派群众组织的一号头头进而当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都是从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大环境的必然,个人争取的成分很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进一步推进,群众组织由学校扩大到社会。因为“先入者为主”,路遥就成了全县一派群众组织的第一号头头。武斗被制止后,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三结合”就是指:解放军代表、老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解放军代表担任革委会主任,老干部代表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当时延川县革委会中有四个人以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出任副主任职务,两派各有两人,都是本派的一二号头头。这种格局不是延川独有,全国可能都是这样,所以不算什么稀奇事儿。
6.初恋失败成转机
文革使路遥成了名人,全县无人不知。社会上是这样,延川中学更甚,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自称是他的朋友,所有的女同学都对他高看几分。大家都在想:“十九岁就是县团级,将来还能了得?”路遥的感觉也很好,一派意气风发的样子。
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知识青年开始下乡——家在城里的插队,家在农村的返乡。路遥家在农村,自然得回家去。经过几年闯荡,家乡在他眼里已经非常遥远;路遥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就在这前后,爱情向她频频招手,先是一个此地女子,后是一个北京女知青。
首先向他示爱的是此地女子。当时他还在学校,正准备收拾行李返乡务农。那是一个深秋的中午,天高气爽,秋阳宜人。有一个女同学来找他,让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签个名。这是中学生毕业时的惯例,一般都是同班同学间互签;路遥是名人,找他签名的很多,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因此就没有在意。签完名后,那女的没走,静静地站在一边数自己的指头。路遥觉得奇怪,就问她还有什么事?那女的没看路遥,努力地低声说:咱们到外边走走,我想和你“拉两句要紧话”。路遥这才注意到那女子的模样,高挑身材,白净脸皮,短辫及肩,举止端庄,典型的陕北俊女子。那女子在前面走,路遥在后边跟,一边走一边想:“这个同学怎么不认识呢?”刚想转着弯儿问,那女子倒先开口了,说自己所在班级并报了姓名。路遥无限感叹,觉得自己这几年只顾得在外面闯荡,竟然连同学也不认识了,不由地发了一通感慨。路遥东一句西一句地感慨,那女子静静地听,不时朝着他笑,露出满口整齐的白牙。路遥说完了,那女子却开口了,一开口就给了他一个意外:向他表示爱意!
路遥生性强悍,但在这方面却不行;加上当时正为自己的前途着急,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于是就和那女子打开了“马虎眼”:首先告诉她说:“我也是平常人,那个副主任职务只是个‘名儿’,一离开学校就是农民。”那女子答:“你是农民,难道我不是?我就喜欢农民。”路遥又说:“我啊,农民也不是个好农民,耕不了地,下不了种,庄稼活十样里边九样不会。”那女子又答:“你不会我会。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款款地呆着,什么也不要管。”路遥一听大惊,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那女子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
这事是路遥亲口给我讲的,我在叙述时极力还原当时的情景;对话肯定没有大错,两人的情态中有我的想像,当然是合理的想像。至于这个人姓甚谁,我知道,但实在不方便说,请读者千万理解。
再说那个北京女知青。据说,他们初识在一次大会上,路遥坐在主席台上,她在台角喊口号。真正相识在1969年的春天,那时路遥已经回到村里,以“贫宣队员”的身份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搞“路线教育”,一同进驻的还有这位女知青。这期间他们恋爱了,其中的细节我无法得知,只知道她“改造”了路遥,改造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影响了路遥的一生。路遥喜欢在下雪天沿着河床散步,据说这是他们相识时的情境;路遥喜欢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据说这是他们相恋时唱过的歌曲;路遥喜欢穿大红衣服,据说这是那女子的专爱;路遥曾用过一个笔名叫“樱依红”,据说其中暗含那女子的名字。为了她,路遥做了能做的一切,1970年上面招工,县上给了路遥一个指标,让他去某“信箱”厂(保密工厂,不公开厂名和地址,只公开一个信箱,故如此称呼)当工人,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招工,机会非常难得,路遥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恋人。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女知青进厂不久,就和别人好上了,将她和路遥的订亲纪念品——一块提花被面退还了路遥。
我没有见过这位女士,据说长得小巧玲珑且能歌善舞,是个人见人爱的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她做得不好,有损于她美丽的形象——当时路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刚刚被停职,她这样做无疑是雪上加霜。
1969年春天,全面失落的路遥灰溜溜地回到村里,先是下地干活,后是当民办教师。一呼百应的日子过去了,短暂的幸福也过去了,留给他的只有满腹疑惑和无限苍凉。他的初恋虽然很失败,很苦涩,但也从另一方面成就了他,使他开始重新审视人生,设计自己。这段令人失望的爱情也没有“浪费”,他的成名作《人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这是后话,在此不再多说。
7.挫折恰似炉中火
  这是路遥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困难的程度局外人根本无法想像。要说清这个,不得不提他被停职的原因。
 在县革会成立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川县军事管制小组成立,代行在文革初期被“砸烂”的公安、检察和法院的权力,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彻查武斗中的刑事犯罪案件。由于路遥所在的那派组织在大规模武斗开始之前就被对立派赶出了延川县城,逃到了西安,因此,涉及的刑事案件人少;而对立派相对就多一些,还涉及到主要头头。对立派一边抱怨军管组没有“把一碗水端平”,一边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矛头自然集中在路遥等人身上。有人“揭发”说,他与武斗中的一桩人命案有间接关系,因此造成他的停职。
 那段时间,延川县的气氛很是紧张,每隔三五天就有人被拘留或者逮捕。被怀疑的对象都惶惶不可终日,路遥也不例外。
这件事最终在32个在场人的证明下水落石出,路遥得以解脱。他刚刚松一口气,就接到了那位女知青的绝交信。这事对他的打击更大,震动更大。如果说第一件事让他感觉到人生有数、奋斗徒劳的话;这件事却逼他继续奋斗——不仅是为了前途,更重要的是为了尊严。
我认为这是路遥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他结束过去,重新设计未来的转折点。回顾他之前的人生,脉络非常清楚:从自愿离家到当上村里的“娃娃头”,从城关小学的“孩子王”到延川中学的学生头头,从群众组织的一号人物到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走得完全是政治路子。如果路遥早生四十年,他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人物。这不仅是我的设想,也可能是他的抱负。但,随着“气候”的改变,他感觉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能调整。如果没有这次失恋,他可能会从容一点,会沉下心来,从头做起。但恋人的抛弃令他大失自信,而自信是他当时唯一的资本,失去了自信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成名,意在用巨大的名气洗刷巨大的“耻辱”。
 路遥是个很“狠”的人,一旦确定了目标,就集中全部资源向这个目标努力。不遗余力,不留退路。他说:“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就得先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与此无关的都得牺牲。想样样都如意,结果一样也不能如意。”
之后不久,他就开始文学创作了,这才是他作家之路的开头
8.说破“英雄”不惊人
路遥正式学习文学创作在这之后,但准备和积累远在之前,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陕北地处偏远,时新文化很少进入,用现在的话说可以称为落后。但“落后”了的仅仅是时尚,固守的却是传统。陕北秧歌中有远古祭神的痕迹,陕北说书继承古代“陶真”的旧范,陕北道情的音乐则直接来自唐时道教的诵经。清涧、延川一带地处陕北腹地,传统文化影响更大、浸润更深,这就是路遥的文化背景。他老家那边的秧歌、道情都很好,他母亲也能唱秧歌,他从小就跟着学,这可能是他最早的“创作”观摩。
在城关小学时,路遥是全校出名的调皮学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给同学起绰号,二是喜欢编顺口溜调侃人。编出的顺口溜事出有由来,夸张无止境,能笑得人“肚子疼”。这可能是他最早的“创作”尝试。
到延川中学后,这种自发的创作冲动得到了鼓励。路遥的作文常常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题为“在五星红旗想到的”,学校领导在全校学生面前朗读了一遍,从此使他文名大振,成了全校的“明星”。还有一次,他根据小说《红岩》创作并编排了一幕话剧,利用活动时间在教室前演出,引来全校学生观看。
路遥最初的自命题写作是一份“宣言”。那时他刚从外地串连回来,独自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名为“横空出世誓卫东战斗队”,“宣言”就是为此而写。写得很长,用了两整张白纸;写得“气势磅礴”,看了让人亢奋。其中的两句话最为抢眼:“大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他很欣赏这两句话,一度将“冲天笑”作为自己的化名;后来又据此给三个弟弟起了大名(路遥大名叫王卫国,二弟随他叫王卫军;三弟叫王天云,四弟叫王天乐,五弟叫王天笑)。路遥进一步的写作是大字报,他所在的那个红卫兵组织虽然“武力”不逮,武斗刚开始不久,就被对立派赶出县城,逃到西安,直到军管时才被解放军“护送”回来;但却文采非凡,“声讨”对方时,写得激情四溅,“控诉”别人时,写得声泪俱下。虽然“写手”不少,但路遥总是最主要的执笔者和最后审定者。
路遥最初面世的文艺作品是一首诗歌,时间在1969年夏天,他当时的身份是延川县城关公社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那年暑期,县上集中全体教师开会,组织者要求每个公社出一期墙报,他的诗作就发表在墙报上。诗歌不短,句子更长,形式上像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具体写什么,记不清了,也许当时就没能记下。
这些都算前奏,真正的写作在认识曹谷溪等人之后。
9.不能不说曹谷溪
说到作为作家的路遥,首先要提到的人就是曹谷溪。曹谷溪不能算路遥创作上的导师,但起了比导师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把路遥比做一颗航天卫星,曹谷溪就是第一级助推火箭。但是,曹谷溪也沾了路遥的光:他因为成功地“推了”路遥而获得了快乐。一个愿意帮助别人赶上自己的人,是贤人;一个愿意帮助别人超过自己的人,简直就是圣人。曹谷溪当然不是圣人,但他提携文学新人,并以此为乐,乐此不疲。
我这样说会给人们误解,以为曹谷溪是个慈祥老太太般的平庸好人。其实正好相反,曹谷溪是个气度轩昂、激情四溢、特点鲜明的人。最明鲜的特点是:见官大一品,见民小三分。不论见了多大的官,都敢挺了胸脯指着自己一字一顿地说:“谷溪。诗人!”无论多么不堪的讨吃人,只要上了他家的门,他都会挽着对方的胳膊高挑起门帘说:“拜识。上炕。”曹谷溪的交往特别宽,许多从延安走出去的老作家都认识他,建国以后从陕北出来的作家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其中绝大部分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曹谷溪比路遥大八岁,两人为同乡,都是清涧县人。路遥1957年过继到延川,曹谷溪1959年初中毕业后被“调剂”到延川中学上高中(那年延川初设高中班,当地生源不足,因而调剂)。但在1969年之前,两人并不相识,只是互相知道:曹谷溪知道路遥是对立派的头头,路遥知道的曹谷溪是陕北最大的文人,和周总理一块照过相。两人认识的由头是文艺创作,曹谷溪当时正在办一件大事:编一本诗集。
说起这件事的由来,有点像《三国演义》中“桃园会”,颇有些传奇色彩。大约在1969年的某一天,时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的曹谷溪突然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和同事闫尔雄一起去关庄公社鸭巷大队调查一个北京知青的情况。这位北京知青姓陶名正,清华附中学生。和别的插队知青不同,他来陕北时不但没带面包、糖果,甚至连换洗衣服也没带,只带来一部手推式油印机,为的是编印《红卫兵战报》。由于《红卫兵战报》中转录了《内参》上的内容,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要求延川县调查这件事并写出报告。曹谷溪和闫尔雄就是去做这个“营生”的。
曹谷溪万万没想到这次下乡会改变他的一生。他一见到陶正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喜欢他的激情,他的坦率,他的目光远大,他的朴素和单纯。尤其是他办的那份小报,更让曹谷溪热血沸腾,心花怒发。他顿时萌生了一个念头:咱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于是,立即把调查的事置于脑后,反而成了帮助陶正过关的人。
事有凑巧,就在此事过后不久,上海市出版了一本由川沙县农民业余编写组编写的故事书,题为《一颗红心为革命》。上面有毛主席和林彪的题词,人民日报用大篇幅介绍了此书。曹谷溪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决定“咱们也干他一场”,于是就和时任县文化馆的负责人白军民一起物色作者,组织稿件,游说领导,筹措经费,干了起来。除了他们两人外,联系到的主要作者还有陶正、闻频和路遥。
这就是当时延川文艺创作队伍中的“五虎上将”。曹谷溪、陶正和路遥就不再细说了,这里简略说说白军民和闻频。白军民是当地土著,生得人高马大、体态雄伟。他是个多面手,能唱歌,会作画,体育方面也有“几下子”。但这都是次要才能,主要才能在文学方面。要说清他在文学方面的才能不容易,也与本文的主旨不合,我在这里转录他的几句诗,读者自己去体会。这首诗叫《磨刀谣》,开头有这样几句:“平坦坦一根石条,沉甸甸一把大刀,潦一把清水洒上去,呔,听我来首磨刀谣!”
闻频本名焦闻频,关中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川县永坪中学教书。和白军民正好相反,他生得身材修长,面皮白净,一派儒雅。他也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作诗填词无所不能,三弦二胡无所不会,书法绘画无所不至。要说清他的才能也不容易,只好用日后的成就来佐证。几年后,他成了《延河》杂志的诗歌编辑、诗歌组组长,直到副主编,是陕西乃至全国的著名诗人。
凡是有才气的人都有特点,都有个性,要把这几个人团结起来,很不容易,但曹谷溪做到了。曹谷溪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略去别人专说他和路遥。
如果放在一般人身上,曹谷溪没有理由抬举路遥——在文革中两人是对立派,曹谷溪还被路遥的部下“关押”了好长时间,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路遥找曹谷溪时或许还小有顾虑,曹谷溪接纳路遥时却是一脸春风。曹谷溪不但“指点”路遥创作,还在生活、感情方面给予他实实在在的支持和鼓励,其中包括修复失恋留下的创伤和重新恋爱。从那时候起,路遥就成曹谷溪家的常客、上客,敬吃敬喝敬香烟,先是亦师亦友,后是亦友亦师,最后是互师互友。这种关系不但延续到路遥生命的终点,路遥去世后也不曾稍减,设在延安文汇山上的路遥陵园也是在曹谷溪等人的努力下建成的。
千金有时易得,一友从来难求。世无路遥,文坛上会少了一个受老百姓爱戴的大作家;世无曹谷溪,陕北的许多草根作家说不定至今还在绝望中挣扎,路遥的创作之路也会更加曲折和艰难。
10.难得《山花》培育情
曹谷溪和路遥几个人果然厉害,不久就编出了一个诗歌小册子《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署名是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延川因此轰动了,人们争相传看,议论纷纷。更巧的是,当时陕西人民出版社刚刚恢复业务,正四处寻找合适的稿子,一见这个小册子,大喜,将书名改为《延安山花》公开出版。曹谷溪他们当然高兴,乘着这个“东风”办了一份文学小报,取名《山花》。
此书一出,上下震动。延川这个偏僻小县一下子成了继川沙之后以县出书的第二家,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的文化部门派出联合调查组来延川总结经验,《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先后在显著版面发表文章宣扬,文章中点名表扬的作者只有一个人,这人不是别人,就是路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几个骨干作者中只有路遥一人是真正的农民——当时延川县除了一个农具修理厂外,没有别的工厂;除了“县中队”之外,别无驻军,宣传路遥就是宣传此书的“工农兵”创作主体。于是刚刚沉寂了一年的路遥再次受到高度关注。在曹谷溪等人的帮助下,路遥被抽调到县上——名义上是县文艺宣传队的编剧,事实上是是脱产搞创作,每月18块钱工资。
开初路遥主要写诗歌,内容虽然“紧跟形势”,形式却活泼可喜。他写了一首题为《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县上召开文创会,指名道姓要我去。心像小鼓一个劲擂,一晚上折腾得不瞌睡”。清新之气,可见一斑。后来又写短篇小说,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就被刚刚创办的《陕西文艺》转载,从此就成了陕西省的重要作者。
《山花》对路遥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神奇而又复杂,很难用直接描述的办法说清楚,只好用比例子的办法来试试。如果把文学创作比作豆腐的话,《山花》没有能力给路遥豆腐,给的只是石膏——能把豆浆 “点化”成豆腐的石膏;如果把文学创作比作快乐歌声的话,《山花》没有能力给路遥歌唱的方法,却给了他歌唱热情。
从文革开始,路遥就是延川县的名人,可以说全县无人不知。但知名度不等于美誉度,同派人说他是个人才,对立派却斥他为恶棍,真可谓毁誉参半。成为《山花》的骨干之后,同派人说他是个全面人才,对立派也赞叹他“人才难得”,进而博得了全县人的一致好评。兴趣是最卓越的老师,鼓励是最有力的促进,群众的口碑是最恒定的检验标准。在这一切共同作用下,路遥持续了热情,盘活了才情,最大限度地挖掘了潜能,开心快乐地进入了通向文学殿堂的轨道。这就是《山花》之于路遥的意义。
作者:海波 来源:海波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