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上 激流中的水手——路遥的成长轨迹(11-13)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10日 点击数: 作者:海波 来源:海波的博客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11.贵人总扶有为者

1973年,路遥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走出了他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步。为此,延川县委和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尤其是县委书记申易出力最大。

那时候上大学不考试,全部靠推荐。从理论上说每个有条件知识青年都有可能被推荐,所以路遥被推荐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但这件事却遇到了重重阻力,原因是政治审查过不了关。路遥出自贫寒人家,祖宗十八代都是“受苦人”,家庭成份介于贫农和雇农之间,在那样一个年代怎么会政治上用不了关呢?对此,有人说这是因为路遥当过“造反派的头头”,其实是不对的。那是1973年,当时全国各地的政权中都有“造反派头头”出身的干部,上海的“造反派的头头”王洪文还当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怎么偏偏到路遥就不行了呢?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阻力究竟来自何处呢?其实就是有人在告状,直接向招生单位反映说,路遥在文革初期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本来不会吓住招生单位,因为上面有明确政策:对文革初学生犯的错误“高中生以上的记入档案,初中以下的既往不咎”;至于其它问题,有当地政府的推荐,招生单位怕什么呢?其实,招生单位有不便明说的隐情,那就是不希望招一个这样的学生回去。要说清这一点,必须了解当时的招生背景。那时招的学生叫“工农兵学员”,上面给这些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各大学都有由学生组成的“上、管、改”领导小组,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这些招生的人以为路遥是闹事的人,由此进一步认为,县上的全力推荐意在甩掉这个“包袱”。于是就出现了戏剧性一幕:县上越是推荐,他们越是不敢收。

县上先把他推荐给北京师范大学,对方明明不愿接收,嘴里却说:“这样的好苗苗,放在师大屈才了,建议另谋高就”;后来又推荐给陕西师范大学,他们更“个性”,当面说自己是“培养教师的,路遥应该上综合大学的中文系”,私下却抱怨说:“延川县奇怪了,硬把自己头上的虱子往别人头上放。”眼看着招生到了尾声,路遥仍没有着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书记申易亲自出马了,找他的堂弟——时任延安大学中文系主任申沛昌,详细介绍了路遥情况,希望延安大学能收下路遥。在他们的努力下,路遥最终上了延安大学。

那么申易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帮助路遥呢?要说清这一点,就得说说这位可敬的老人了。申易,陕西省安塞县人,来延川工作前为甘泉县主要领导,后来任中共延安地委常委、纪委书记。他是一位能办成大事的干部,他主政延川期间,办了三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大办沼气,二是扶持“赤脚医生”,三是支持文艺小报《山花》。他是一位知人善任、善于发现人才的干部,为了支持那些已经做出成绩的人,他不惜自己冒风险。北京知青孙立哲赤脚医生当得好,他就千方百计支持他、推荐他,最后孙立哲成了全国赤脚医生的榜样;北京知青习近平在村里当大队支书,为了解决村民的烧柴问题,为保护当地已经稀少的植被,自费到四川学习建沼气的经验,并在村里推行成功,他就大张旗鼓支持他,在全县推广他的经验,并冒着风险推荐他上大学。推荐路遥也是这样,因为路遥做出了成绩,他就是想让做出成绩的人得到好处,受到重视,进而使全县人懂得“只要有作为,才可能有地位”。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伯乐,而是一个有远见的基层政治家。他这样做,不但提携了人才,引导了社会风气,还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有名气。无论当时人怎么看待他,无论现在的人站在什么角度理解他,受过他扶持的人日后都用事实证明了他的不凡。

在上大学的这几年中,路遥的生活是困难的。但这困难却不是必然的,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寻的。那时上大学学费不要自己出,吃饭国家有补助,如果他是一个节约一点的人,花不了多少钱。可路遥不是那样的人,他有一个坏毛病:抽烟无度,有一点钱大都买烟抽了。那么,他的钱从哪里来呢?清涧老家指望不上,延川他大伯这里也指望不上多少,主要靠未婚妻林达。林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当时每月挣38元钱,除了自己的伙食和必不可少的零花钱外,其余的都让路遥花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林达也是个人才,她当时在延川县委通讯组工作,是曹谷溪手下的一位“笔杆子”,无论在领导还是群众中都有很好口碑,以她才气和表现,上大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为了支持路遥,她放弃这个选择。在路遥举世闻名的今天,不郑重地说明这一点,既不客观也不厚道。

 12.又上角逐新擂台

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他是延安大学最风光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在省级刊物发表了许多作品,还被《陕西文艺》编辑部借去当了一段时间见习编辑。在毕业分配时,《陕西文艺》编辑部派人专程来到延安大学要路遥去当编辑,这也是路遥的愿望。延安大学本来是想让他留校,但最后还是忍痛割爱了。更令人鼓舞的是,这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文艺创作更是迎来了春天。路遥不但有了满意的工作岗位,也赶上了一个大好的创作环境。但是,压力也随之而来。压力来自同行们的“竞争”,特别是同龄人之间的“竞争”。

那个时期文学是全社会的宠儿,发表一篇好点的短篇小说,立刻就会名声大振、全国皆知。当时,路遥在陕北是首屈一指的新秀,但放在全省就不一样了,和他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还有好几位。无论从成就还是实力方面看,他并不占优势,这令他非常着急。

1978年元月,他和林达结婚,在延川住了一段时间。期间,他让我看他写的短篇小说《不会作诗的人》,同时还要我看看陈忠实的《高家弟兄》和贾平凹的《姚生枝老汉》,意思是比较一下。我看了后感觉陈、贾的两篇比他的强,就率直说了自己的看法。他听了,好一会没有说话,再开口时已把话题引到其它方面去了。尽管他仍旧谈笑风生,但我能感觉他的迷茫和焦急。

时过不久,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揭晓了,陕西有两篇获奖,一篇是贾平凹的《满月儿》,另一篇是莫伸的《窗口》,路遥在陕西文学新人中的排名开始下降。这是好强的路遥坚决不能接受的,他面子上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心里头那根弦却越绷越紧。这段时间我们见面不多,但每月都有书信来往,在信中他很少谈自己的创作情况,只是莫名其妙地批评我“目光短浅,心浮气躁”“不认真研究名著,只靠看杂志上小说‘过光景’”。在很少的几次见面中,他反复给我推荐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和雨果的《九三年》。当时我感到奇怪,直到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并获奖后,我才理解了他当时的心情。《沉重的时刻》描写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席勒在创作中面对障碍时的心情;而《九三年》写的是在光明与黑暗短兵相接时英雄主义的闪光。前者对应着他当时的心情,后者对应着他正在写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

《惊心动魄的一幕》写于1978年。写一位被造反派“关押”着的县委书记,为避免两派大规模武斗而勇敢献身的故事。这是路遥通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题材,目标就是想在全国获奖。由于“想法”在前,构思在后,所以难免主题先行。基于对他做事风格的了解,我想揣度一下他当时的想法:

一、为什么写的是中篇小说不是短篇小说。他认为自己在短篇小说方面努力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陕西已经有两个人获得了这个荣誉,自己就是获得了也无法挽回落后的局面。这时候“在后面”赶不行了,必须“跳跃着突破”,争取在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获奖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为什么选这个题材而不是别的。这是他对文艺政策走向判断的结果,要说清这个,有必要对当时的文学情况作一点回顾。那时候的文学被评论界称为“伤痕文学”,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在控诉或者说哭诉,可以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以致引起了人们的不快,有人说:“爹妈死了也只不过守孝三年”。路遥认为,高层会想办法扭转这种局面,而就扭转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一些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进而起到引导作用。

《惊心动魄的一幕》写成了,路遥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一悬就是两年。在这两年时间内,这篇小说“游”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拜访”了当时80%的能发中篇的文学刊物。总是满怀信心地寄出去,无可奈何地接回来。不要说获奖了,连发表都做不到。路遥在焦急中就地打转,别人却在高歌猛进: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在全国获奖,1980年,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也在全国获奖。至此,陕西已经有四位作者在全国获了奖,而路遥却“颗粒无收”。一贯自信的他似乎开始动摇了,回头又写开了短篇小说,一口气写了五六篇,发表得很顺利,获奖却“门也没有”。路遥的焦急与日俱深,有一种喘不气来的感觉。当《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被退回时,他有点绝望了,甚至动了“把这稿子烧了”的念头。但他没有马上把这个想法付诸于行动,而是把稿子寄给了全国最大的杂志《当代》,心想:稳妥选择一般杂志得到的是退稿,冒险选择第一流的杂志也只不过是退稿,何不冒险一回。如果再退回来一定烧掉,彻底忘掉这件事。稿子发出后,他继续埋头写短篇小说,完全放弃了“跳跃式超越”的想法,准备“奋起直追”。

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主编、著名评论家秦兆阳见到《惊心动魄的一幕》,给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的竭力推荐下,《惊心动魄的一幕》不但得以发表,还一下子就获了三个奖: 1979——1981度《当代》文学荣誉奖、《文艺报》中篇小说奖和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路遥成了陕西第一个获全国中篇小说的作家,同时还进入全国知名作家的行列之中。他的“跳跃”获得成功。

13.标准之下有高低

《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和获奖,可以说在总体上规定了他创作的取向。这种取向可以这样概括: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选择主题,首先取得高层认可,然后向民间“倒灌”。

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对此,我现在的看法和以前不同,甚至可以说相反。以前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在本质上是“文以载道”的翻版,现象上几乎是政治投机。同时,我认为写作是创造性劳动,而创造的前提是兴趣和快乐;写东西应该和生孩子一样,过程应该是快乐无比的,激情飞扬的,忘掉一切的,没有功利性的,作品只是这种无边无际快乐的副产品。为此,我们争论过好多次,至少有两次争到互相“谩骂”的地步。我说他有投机心理,他骂我有“无赖意识”,最终仍相持不下。至今三十年过去了,路遥去世快二十年了,我虽苟延残喘,但且一事无成,再回头看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他的做法基本上是正确的,而我却失于片面。我现在的看法是:文艺作品要有影响,就必须“载道”;只有“载道”,才能让作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能形成比较、显出高下。至于能不能引起读者共鸣,主题上“载道”与否不是最重要的,人物形像的塑造才是最重要的。路遥的作品能在读者产生经久不衰的共鸣说明了这一点,《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以讲史和传教为主题的小说成为经典更说明了这一点。我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有志于创作的年轻人应该以我为鉴,少走或不走弯路。这是题外话,不再多说了,言归正传。

路遥有多方面的才能,他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如果不能说比文学方面的才能高的话,至少不比它低。站在1980年这个点上回望他的人生历程,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政治”方面,促使他改变处境的也是“政治”举措,纯文学的思考少之又少。通过《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实践,这两者得到了统一,路遥找到自己的突破点——能最大限度利用自身优势的突破点。这一点对路遥的成功意义重大,也是认识和研究路遥的一个关键点。这之后,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都是走的这条路子。1981年写的《人生》配合的是正在全面展开的农村改革,而1984年开始着手准备的《平凡的世界》则试图展现农村改革的全貌。总而言之一句话,从这时候开始,他的创作已经不是“喜欢什么写什么”了,而是“需要什么写什么了”。

他这样做有两个直接的后果,一、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敏感和看问题的深远,选择的题材都非常“准确”,因此连连获奖,直至名扬天下;二、由于是“主题先行”,所以写得特别吃力、特别累,“写一个东西脱一层皮”,严重伤害了健康,成为他英年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海波 来源:海波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