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 中 兄弟情深——我和路遥三十年(1-7)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10日 点击数: 作者:海波 来源:海波的博客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1.戏剧性初识

我和路遥相识于1963年的春天。那年我十一岁,他十四岁;我上五年级,他上六年级,地点在延川县城关小学。路遥虽然高我一个年级,但却是我在城关小学认识最早的同学之一,比同班同学还要早一些。我是从外校转来的,我到时学校已经开始上课,学校好像正在翻修部分学生宿舍,住校生都打乱了住,我被安排在一个临时的学生宿舍里。那是一孔不太大的窑洞,盘有两个土炕;靠窑掌的土炕横向盘着,靠窗的土炕纵向盘着;纵炕上住着五年级的同学,横炕上住着六年级同学,其中就有路遥。我住进去的第一个晚上就领教了他的调皮或者说幽默——他不停地给同宿舍的人编顺口溜,一个挨一个地编,唯独没给我编。那些顺口溜都很形象,很能逗人发笑。其他同学大概早已领教多次,加上又涉及到自己,都不太笑,有的还掩了口偷偷地骂。只有我第一次听见,又不是被“编排”的对象,所以笑得最肆无忌惮。不幸的是,我的畅笑引来了值周老师,他毫不客气地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逼问我:“笑什么?”我初来乍到,加上年龄小、个子更小,不敢“如实报告”,硬挺着不说话;其他同学又都在装睡,有模有样地装着打鼾,其中路遥的鼾声最高,最像熟睡的样子。结果是,我被老师拉出宿舍,光着身子在冷风中站了半个小时,才算了事。

第二天他来找我,夸我是条汉子,不是“告状老婆”。他说他最看不起“告状老婆”和睡觉后在被窝吃“干馒头片”的人,看见这些人心里就来气。我问为什么,他没回答,只是拐了脖子打口哨,十分不屑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吃过这两种人的亏,“告状老婆”曾把他告到教导主任那里,让他挨了一顿训;而在被窝里吃“干馒头片”的人,总发出“格绷绷”的响声,让饥肠辘辘的他半夜睡不着觉。

那时候的路遥是个活跃分子,走到那里,那里就笑声一片。他爱给同学起绰号,起得很贴切、很形象、很逗人,但不恶俗,像漫画一样谑而不伤。他起绰号的范围很广,五、六级四个班的男生起了一大半,但是没有人生气,原因很简单,他在给别人起之前,先给自己起了一个最不堪的,无论谁叫,他都答应。他没给我起过绰号,别人起的他也不叫。成年后,我就此问过他,他说:“我也不知道,打从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弟弟。”

宿舍修好后,我们就分开了,见面的时间多,说话的机会少。见面最多的地方在学校的图书室和县文化馆的阅览室,两人都忙着看书看报,只是点头而已;半年之后,他考上了延川中学,连面都不多见了。

2.“争夺”中深交

1964年秋天,我也考入了延川中学,和他同校,住的也不远,但那时我因家中遭变故,非常自卑,基本上不和人交往,和他说话也不多,远不如小学时热络。如果不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们的关系可能就淡了,是老天给了我机会,让我们由相认变为相知。那已是文化大革命中了,我复学(我因家境有变,休了一年学)来到学校,当时路遥已经是学校一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了。这个组织下辖许多“战斗队”,一个班一个战斗队。我所在的班这一派人少,名义上是一个队,其实只有五六个人。由于人少势弱,总得受气;不但要受同班另一派同学的气,同派中大一点的同学也欺负我们,其中路遥那个年级的同学欺负得最厉害。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草拟了一封大字报底稿,准备写出去。那时写大字报的纸墨笔砚都得去总部领,我去领时正好碰上了路遥。他问我:写什么?我拿出底稿让他看。他一看,吃了一惊,说:“你怎么能做这事?多亏遇上我了,要是遇上别的头头,人家会把你的腿打断的。”说着就撕了那底稿,要我“再不要说这个事了”,他会解决的。当天,他就召集各“战斗队”的小头目开会,专说内部团结问题。多年后,我们忆及这件事时,路遥说:“我当时没看清你的模样,只看见一对明镲镲的眼睛。”

从此后,我们关系再度密切,时不时就在一块聊聊。那时候大家都穷,吃一顿馒头不容易,吃肉更是稀罕事。路遥有威信,能整来钱,有了钱就叫上我到街上的饭馆吃“两面”馒头和回锅肉。从那时起,我们在一块吃饭,总是他掏钱,不要我管,用他的话说“抢也由我来抢,你只要听话就行了”。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这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那时学校里已经彻底乱了,老师都不太管学生了,任凭这伙“孩子”胡闹。有一次,几个学生趁夜砸开学校图书室的玻璃,跳窗进去偷画报裱墙。开初只是个别同学偷偷摸摸地干,由于没人敢管,后来就发展成公开的“洗劫”,很多同学都去了。我也去了,只是没拿画报,拿了一套《鲁迅全集》和几本我喜欢的散文集。就在我拿回这些书的第二天中午,路遥领着几个人来追查来了,挨着宿舍查,查出的全部收走。我拿回的书卷在被子里,也被查出来了。我给路遥使眼色,希望他“看在朋友的面上,区别对待”。他没理我,领了众人呼啸而去。过了几天,他把我训了一顿,说:“你是个‘瓷脑’,当着那么多人使什么眼色?你比别人特殊吗?”临末才告诉我说,那套《鲁迅全集》他留下了,“咱们轮着看”。

3.亲密之后的疏远

可惜的是我们没能“轮着看”,不久我便离开了学校——这次不是休学而是退学。临行前也没给路遥打招呼——那时已经开始小规模武斗,两派学生各据一地,扔着石头对打,找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再一次见面大约是1967年的正月,地点在延安。我回家后不久,大串连就开始了,同学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全国各大城市乱转,令我万分羡慕,后悔自己失去了这个机会。1966年农历的腊月,我的同学冯山云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又准备去西安——韶山一线,在我的苦求下,他愿意带我去,并为我办好了手续。冯山云和我有亲戚关系,是我父亲的表弟、我岳父的堂弟(当时我已订婚),他的话我父亲相信,就让我去了。我和他走到西安时已经是六七年的春节了,上面有命令不准大串连了,各车站和接待站只接待返回的学生,我们被迫返回,大年初三一早就被塞进开往延安的军车。一路上又冷又饿又累,到延安时,不但腿肿了,头也肿了,更糟糕的是冯山云也找不见了。由于是集中“遣返”,聚集在延安的延川学生很多,而延川只派了两辆卡车来接,我别说上车了,连车跟前也挤不到,急得直哭。就在这时,已经开动的一辆车停下来了,车上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竟是路遥,他站在驾驶室上面的行李架上,一边喊我过来,一边要坐在车边上的人把我拉上来。那车已经很挤了,大伙都不愿意让我上来,坐在边上的人更是不愿意伸手拉我。路遥火了,吼道:“快拉上来。谁怕挤,谁下去!”众人这才把我“提溜”上去。就在我上车的时候,又有几个同学乘机也挤了上来,路遥毫不客气地命人把他们赶下去了。两相比较,能感觉路遥对我的偏护。

这之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而我已经成了一名“小社员”,和他见面很少,说话更少,至少有三次我看见了他,他却没看见我。第一次是武斗刚开始不久,路遥所领导的这一派还在延川县城。那天我去赶集,有一个亲戚急火火地来找我,说他拿了几斤棉花准备卖,被路遥这一派的人没收了(当时棉花和粮食、食用油由国家统一经销,不准私下交易),听说我和路遥关系好,求我帮忙找回来。我怎么也不去,我父亲硬逼我去,说“要紧亲戚,不能推辞”,我只好去了。当时路遥正和几个人在延川县城的十字处讲演,我远远地看了一会,没有勇气上前,最终还是退回来了。第二次是在武斗结束后,进驻延川的解放军某部把“流亡西安”的路遥等人护送回延川“谈判”。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占领县城的一派组织在沿街贴满了谩骂路遥等人的大字报,许多群众来看热闹,把街道挤了个水泄不通,在一个转弯处,路遥乘座的那辆吉普车被挤得停了下来,我看见了他,但没有说话,连眼珠子也没敢多动一下。第三次是在成立革命委员会后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会场设在县城边一个叫“井滩”的广场上,路遥在主席台上。那天我正进城拉大粪,手里还牵着一头毛驴,远远地站着张望,直到路遥讲话时我才认出他来。当时他已经被选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在我眼中,他已经非常遥远了,看了一眼后,牵了毛驴退了出来。

这之后的好长时间我们再没有联系,有时在街道上迎面遇上了,我也想办法避开。在他面前,我有点自惭形秽,心想:我们的朋友关系可能到此为止了,“人家的桌子高,自己的板凳低——够不上了”。

4.危难时重托

可是不久,路遥主动找我来了。具体是哪年,我忘记了,只记得是个冬天,天气很冷。当时我正在村里修理羊圈,有过路人捎话说:“你的一个同学在高家湾等你,要你马上过去一下,有急事。”高家湾是我们的邻村,两个村子挨着地界种庄稼,但不是一个公社,中间隔着一条县河。听到这话后,我有点紧张,因为前不久我赊了一头猪娃,作保的人是我的一位同学,以为卖猪人逼债来了,一路走,一路盘算着怎么给人家说好话。刚过县河,就遇上了路遥。他的模样令我十分意外,如果他不首先开口,我肯定认不出来。他穿着一件旧棉袄,旧得说不出颜色;棉袄上的扣子没扣,襟子半掩着,拦腰束了一根麻绳;头上扎着一条旧羊肚子毛巾,上面的“毛儿”脱落了大半,正蹲在一块大石头上抽烟。我问:“你怎么在这里?”他答:“等你。刚才不是给你捎话了吗?”我这才知道捎话的是他,松了一口气,问:“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副样子?”他说:“大事。倒霉事!”接着他给我说了事情的原委——前一向他报名参军,开初很顺利,结果在政审时被卡住了,不但参军不成,有人还想让他坐监狱,硬说他和一宗大案有关。他简略地说了情况后,从怀里掏出一封材料很郑重地交给我,说:“如果我被抓了,你想办法把这份材料递到延安地区革委会军事管制小组。我家是外来户,在延川没有亲戚,只有一些朋友,所以只能靠朋友了。”一听这话,我一下子惊呆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看出我的紧张,安慰我说:“你放心,我肯定没事。如果真的有事,写这些能起什么作用?”我答应了他,拿了材料匆匆离开,只觉得头皮发紧,浑身颤抖,走路都有点发飘了。我刚过了县河,他又赶来了,说:“还是算了吧,你们家成分不好,弄不好还会连累你呢。”我连忙说:“没事。这和成分没有关系,我一定能办好的。”他很坚决地说:“算了。我就不信他们能把假的说成真的!”说完就拿走了那份材料。那材料我没打开看,大概有七八页纸,用圆珠笔复写的,看来不止一份。

为这事,我提心吊胆了好长时间,只要一听说有人被抓了,就会想办法打问抓了谁,生怕他出事。但见了他又不好开口问,只在心里打鼓。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说:“没事了。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好几十个人都证明了他的清白”,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也就在这次,他给我说了那失败的初恋。说得非常简单,没有说过程,没有说悲伤,甚至连对方的名字也没有说,只是复述了他给对方最后一封信的部分内容,其中的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你抛弃了我,但我坚信这个世界将会热情地接受我”。

5.一件难忘的大事

上学时,老师出作文题总有“一件难忘的小事”之类,今天我说一件难忘的大事。说是大事是真大事,如果这事发生,我可能早就化为腐土了,全凭路遥“救”了我。

这事发生在1970年左右,党的“九大”开过后不久。那段时间我陷入了全面困境,因为昔日的同学大都参加了工作,相比之下我活得很窝囊;因为早婚,自己独立门户,我活得很委屈;因为和村里人没有共同语言,我活得很孤独;因为家里人不理解我,时时以“好庄稼人”的标准要求我,我活得很压抑。总而言之,我觉得自己在精神被关进了一个黑屋子里,行动受阻碍、呼吸不畅通、思想也不自由。我把这种遭遇说给一些朋友,朋友笑我肤浅,推荐我认真研读马克思的原著。我认真照办了,首先读的是《共产党宣言》。此文虽然立论高深,但音韵铿锵,我读不懂也爱读,慢慢就品出来一点意思。以此对照现实,就生出许多困惑,觉得马克思的理论和当时的现实必有一错,只是不知道谁错了。有一次,村里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主题是学习“九大”修改后的新党章。我们那个村子文盲成堆,几十个党员中竟没有几个认识字的,仅有的一两个给社员记工分还觉吃力,遇到党章这样高度概括的文字,马上就“玩不转了”,只能比着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总是读了后字忘了前字,读的人满头大汗,听的人如坠云雾之中。实在没办法了,才派人把我从山头上替下来完成这个任务。

就是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党章。开始时满怀敬畏之心,读着读着觉得不对劲了。当读到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时,我的脑子“呼”一下胀大了,想:怎么确定接班人呢?这和封建王朝的“立嫡传位”有什么区别,进而联想到《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描述,立时急出一身汗来,心里暗暗叫苦:“怪不得我这个生在新社会的人受得都是封建式压制,原来是中央疏忽了”。那几天我又看了几遍《共产党宣言》,越看越坚定了信心;越看越觉得这事非办不行,于是就动了一个十分荒唐的念头:上北京和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我那时有胆量,加上性急,做什么总是说干就干,绝不拖延。主意一定,立即动身。用一白包袱包了《共产党宣言》和一个笔记本,算是讨论的根据;揣了四块二毛钱(当时我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这是收回的药钱),算是路上盘缠;随手找了一本小学时的地理课本,确定了行进路线——先沿黄河南下,到风陵渡后沿陇海线东进,到郑州后顺京广线北上。搞得气度轩昂,郑重万分。离开村子,过了县河朝南走了一段,突然想起:“没粮票怎么办?吃不上饭啊!”于是就想起了路遥,心想:“还是去见一下他,一来请他帮忙搞点粮票,二来也给他说说这事。”见了路遥一说来意,路遥吓得眼睛都直了,一把拉了我就往宿舍外跑。跑到一个小土崖畔,停住了,指了那崖畔,对我说:“你要是活够了,你就从这儿跳下去,要不,在这里一头碰死也行!”我很意外,说:“你不帮我借粮票,拉倒。为什么这样咒我?”路遥气得一脸黑青,用拳头狠狠地捣得手掌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是在找死啊!”我听这话,扭头就要离开,路遥连忙拦住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做这事,这样做了不但你完蛋了,你家里人完蛋了,我也完蛋了,和你交往过的朋友都完蛋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这是反革命啊!”我一听愣住了,定定地看着他,说:“我用《共产党宣言》验证现实,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他没有接茬儿,只是歪着脖子、甩开大步就地转圈疾走,边走边气急败坏地质问我说:“你说我有什么错?你说我除了不小心认识了你,再有什么错?你自己要死可以,凭什么把我也害了呢?”这时我才真的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草草吃了一顿饭,灰溜溜地回到家里,倒头就睡。睡到半夜,想出去小解时,发现门被人反锁了。向外一看,只见一院月色,父亲正坐在我的门前抽旱烟,怀里抱着一把大号老镢头。我问他为什么把我锁在窑里,他没有回答,也没有看我,只是压低声音狠狠地说:“你敢出这个门,我一镢头就破了你。你不怕全家人死,我能怕你死吗?”——原来就在我翻山回家时,路遥和另外一位朋友骑自行车转公路找到我家的人,说了我的想法和事情的可能后果,吓得我父亲不知该怎么办了,要打我,又怕声张开了让别人知道,只好把我锁在家里,直到我“完全稳定”才开了锁。

这是我走上文学路子前做的最后一件“村事”,现在想起来仍感后怕。

6.帮助和促进

我能顺利地走上文学创作的路子,路遥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帮我修改作品并推荐给曹谷溪,使我进入《山花》的作者队伍。当时《山花》有五个骨干,分别是曹谷溪、白军民、陶正、路遥和焦闻频,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曹谷溪,能否得到他的重视和支持事关重大。我由于文化程度低、写作水平相对差、家庭成分有点“高”和其它“提不上串串”的原因,曹谷溪一直不愿意接受我。(我似乎感觉到路遥把我要“上京讨论政治问题”的事说给曹谷溪了,但路遥坚决否认。)为此,我想了许多办法,动用了许多“人脉”,想接近曹谷溪都没有成功。最先求的是白军民,他是我小学时的美术老师,当时是延川县文化馆的临时负责人,我给他送了许多作品,都没能在《山花》上发表,只发表于他主编的油印小刊《革命文化》上。后来我又求当时在县文教局主管文化的副局长惠明清和干事都仲勋,前者是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后者则是我邻村人,我请他们转了几篇稿子,但都没能发表。

我就是这种情况下请路遥帮忙的。之所以这么晚才找他,是因为我对他能否起到作用信心不足——别人都是干部,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平头老百姓”,找他实在是因为“走投无路”了。我记不清是哪一年,只记得是国庆节前,我写了一首题为《祝福祖国永远年轻》的诗歌,请路遥转给曹谷溪看能否发表。路遥将那诗歌看了好久,最终没说话,默默地装进了衣袋,又和我说起了别的话题。当时我以为他不会帮忙,直后悔没留一份底稿。事过不久,我就去延安当民工去了。国庆节后的一天,我和几位民工“战友”在延安街上逛,逛到地委大门前的宣传橱窗前,突然发现我的这首诗歌在突出处登着,下面注明“选自延川县《山花》小报”。我大喜,正想给同行人夸耀,一看那诗又傻了,这首十四行小诗,现在除了题目和其中的两行没变,其余的都作b 改动,开头部分则完全是重写的,且改得特别好。后来曹谷溪才告诉说,都是路遥改的——路遥把我的诗给了他,他认为“立意很好,诗意不足,建议作者修改。”路遥用一个晚上时间修改成这样子,他认为很好,就放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通过这首诗歌,我打开了《山花》的大门,进而得到曹谷溪的栽培和赏识。如果没有这首诗歌的发表,我还不知要摸索多久,最终“摸索”到什么地方也说不准。

通过他,我认识了一大批文化人,让我扩大了视野。当时路遥特别佩服陶正等北京知青,说:“他们看问题和咱们不一样。咱们半天说不清的问题,他们一句话就能说清。就像用手指头戳窗户纸一样,一下一个窟窿”。在他的影响下,我认识和交往了许多优秀的北京知青,在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路遥上大学之前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那里集中和聚集了一大批文艺人才,延安的、省上的专门人才也不时前来,我作为路遥的朋友,时不时就能参加他们的“闲话会”,从中受益很多。那段时间,我在一个小山村当民办教师,一到星期天和节假日就和路遥在一起,吃在那里,住在那里,听他们讨论创作和聊天。每次回去时都带一大包书,这些书就是我学习文学创作的自选教材。

路遥在创作上对我的帮助不小,促进更大。由于是年龄相近,又是少年时期的朋友,他的每一次成功,都会成为我追求的目标力。那种心理非常微妙,别人夸他的成绩时我为他自豪,他给我展示成绩时我又有点“眼红”;他夸奖或帮助我时觉得他特别亲切,他批评和奚落我时又觉得特别“可憎”。好在这一切都没影响我学习的热情,顺利时雄心勃勃地学,困难时卧薪尝胆地学,心里时时有一个不能给人说的目标:绝不能被路遥甩得太远,最好能超过他!

我的这种想法路遥当然能看清楚,他不只一次地说:“你应该以更大的人物为目标,成天眼睛明镲镲地盯着我,像个眼红‘先后’(妯娌)的农村女人。”我口里不说,心里想:我连你也赶不上,那有本钱赶更大的人物?“打了卧虎再打跑虎”,先赶上你再说!

7.路遥帮我找工作

1973年春天,路遥去延安大学上学;时隔不久,我也不再当民办教师,在村里当大队革委会主任(就是现在说的村长)。由于不在一个地方,都在忙个人的事,因此交往比以前少多了。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被破例分派到《陕西文艺》(即《延河》)任编辑,走上专业文学道路,而我却再次跌入人生的低谷——由于我首倡并领导的“改河工程”彻底失败,已经无心在农村干下去了,扔下工作躲到延安和延川产交界处的一个修路工地上当民工。

有一天,我因事回家,路过延川县城时很偶然地遇上了路遥。说起这件事,像讲笑话一样——那是盛夏的一天,我从工地出发,步行50里路赶到延川县城时已是下午,我从早到晚没吃一口饭,饿得肚子直吼。想买饭吃,身上只带一毛钱,不够。只好尽这一毛钱买了一堆烂甜瓜,蹲在一个墙角里面壁大吃,生怕遇上熟人难为情。正吃时,背后被人踢了一脚,我一个趔趄头差点撞到墙上,我转过身来正准备和他“论理”,才发现这人竟是路遥。他呲了牙望着我笑,说:“有两个破甜瓜还怕人吃,钻到这旮旯里偷着吃呢。”我哪里能笑得出来,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他一听,不笑了,一脚踢飞了那些甜瓜,沉了脸说:“看你活成什么了,还有脸说——走,到国营食堂里吃去。”吃饭时,他说了自己的情况:已经分配到西安,秋天去上班,这次回延川是应邀编一本书,他是主编,县上抽人配合。我一听这话,叫了起来,说:“快把我抽上吧,我正‘受’得要命哩。”他冷笑一声,说:“就你聪明,别人都中傻子”——原来,他一接手这事就向县上提出抽我来,县上给我们公社发了几次通知都没有回音,当天刚刚给我们村里人捎了话。

路遥是应县“知青办”之邀编书的,书名定为《山花朵朵》,汇集延川的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和个人创作。当时已经抽调了十几个人,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名义上有十几个人,能出上力的没有几个,大部分是县上领导在乡下插队的子女,他们根本就不来,只是以此为由回家休息的,只有两个北京知青和我能守得住。看见这种情况,我心里很是不平,对他说“听名儿有这么多人,都不出力,怎么行呢?”路遥一听就火了,当着几个人的面吼我说:“你能不能不说话?愿意干就好好干,不愿意干就拉倒!

他们都走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动不了,感到非常委屈和气愤,脑子里不住地想:干,还是不干。越想脑子越乱,脑子越乱越想,连饭也没吃就回房间睡了,好像还哭了一场。天快黑的时候,路遥来了,提了两条烟、两包面包和一些水果。我没有理他,他也没和我说话,躺在另一张床上抽烟。过了好一阵工夫,他才说:“你对我有话说没有,没话说,我就走了。”我说:“没话说,但你把你的东西拿走,我不吃你的东西,也不受你的气。”他一听,又火了,从床上跳起来逼问我说:“你怎么受我的气了?你不是在村里呼风唤雨吗?怎么能到这里呢?”接着他说了一篇令人怎么也想不到的话来,他说:“是的,除过两个北京知青外,剩下的人都是县上干部子女,其中有一两个是知青办指定的,其余的都是我建议抽的。这些人能不能写东西,我不管;因为我压根就不指望他们写东西,我只是想和他们的家长接近。说老实话,我接近他们,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的工作已经定在西安,林达(当时是路遥的未婚妻)往西安调也不会是大问题,即便求人,也求不到他们。你知道吗?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你从农村‘捞出来’。”

一听这话,我顿时来了精神,翻身坐起来说:“这好啊。这是个好办法。只要县上有人说话,这事准成!”说着就给他递烟抽。

他没接我的烟,叹了口气又说:“你说话太成问题了,那壶不开就专门提那壶,你当着众人的面说那些人不干事,他们能高兴?这话传到他们父母的耳朵里,人家能对你有好印象?连好印象也没有,人家能给你帮忙?”

我一听傻了,呆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眼巴巴地望着路遥,立时急出一身汗来。

他也许看出我的心思了,说:“不过也没什么。我已经把他们全放回家了,说是一人写一篇,也不指望他们了,咱们自己干。主要靠你,我只管审查和最后的修改,腾出来时间给你跑工作,这次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再不想办法,你可能会在农村‘沤’一辈子的。”

我一听,大喜,当天就干了起来,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时间不长,就把所有要改的稿子都过了一遍。虽然在干这些活,但心还在工作上,每到吃饭时,我都转着圈儿打探进展情况。他从不接茬,我提在空里的心怎么也放不下来。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毛主席逝世了,县城当天就宵禁了,第二天,《陕西文艺》编辑部电话通知路遥返回西安。我一下子懵了,心想:我的事又完了;想问他,连个机会也没有了——他在收拾东西不说,县上的朋友一茬接着一茬来看他,为他送行。直到临上车时,他才把我叫到一边,说:“你的事我跑出个眉目了,有两种可能:一是到你们公社中学去教书,二是到县文艺宣传队去做编剧。两边都答应了,都有可能。原来我想彻底办好了再给你说,担心你提前透了风声有人从中捣乱。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提前给你说了。我走后,那一家先给你通知你就去那一家,千万不要等下一家。”说完就上了车,刚上车又把我叫到车窗前,低声对我说:“记住,那一家先给你通知你就去那一家,千万不要等下一家。”说完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加重语气说:“你这次如果再不听话,以后你死到农村我都不管你了。”他的话虽然难听,但我心里热乎乎的,眼眶一阵阵发热,差点流下泪来。

就在路遥离开的第二天,我们公社的教育专干马文瑞来找我,通知我到公社中学去教书。马文瑞和路遥是一个大队的,还是路遥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关系特别好。马文瑞告诉我说,为这事路遥找过他好多次,还和他一块找过好几位公社领导。

没过多少日子,我就去教书了,虽然仍是农民身份,但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农业劳动和农村的生活环境。

 

作者:海波 来源:海波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