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中 兄弟情深——我和路遥三十年(8-15)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10日 点击数: 作者:海波 来源:海波的博客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8.我和路遥的书信联系

      从1976年我在公社中学教书开始,至1985年我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之前的八年间,我和路遥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原因是打电话不方便——当时的长途电话话费奇高,加上我所在的单位有的只有一部电话,有的干脆就没有电话。书信联系虽然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也有一样好处,那就是“有据可查”,只要一看信,当时的情景就活脱脱地出现在眼前。

      我和路遥的通信很多,每月至少一封,要不就是两封或更多。为什么敢说至少一封呢?因为他按月给我寄杂志。那时正值文学畸形繁荣时期,文学杂志的市场极好,赠送面特别窄,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自然不会在杂志社的赠送名单上,每一期都是路遥“私下”寄出。没有打印好的标签,都得他写地址、姓名,所以,每寄一本杂志时,都会附一封信来。为什么会更多呢?因为我那时给他写的信很多,寄的稿子就更多。寄出一篇稿子后眼巴巴地盼发表;发表不了,就以为“人情不到”,拼命给他写信打问。信的内容随稿件的命运而不同:随稿寄出的信,总是热情洋溢,下笔千言,充满着期待;一月不见消息,就再写一封,名义是问候老哥,实际上是打探消息;一旦稿子被否,就气不打一处来,抱怨他不尽力,挖苦他“混在高处,忘记了穷时的朋友”。这样一来,他想不回信也忍不住,只能为自己的正确“辩护”。一来二往,信自然就多了起来。

      当然,他也有求我的时候,例如,要我帮忙给他买鸡蛋(那时,西安和延川间鸡蛋价格差别不小)和别的土特产,要我帮忙了解他三弟在延川的情况等等。路遥求人时,那信写得特别客气,不要说对别人了,对我如此知底的朋友也是客气到“一塌糊涂”。总是先说一番所需之物对他的重要意义,然后再夸一番我的“优秀”和办事能力,最后还不忘记写一句宽话:“好办就办,不好办就不要勉强”之类,弄得你不拼命去办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路遥写给我的信我保存了许多,其中我认为能公开的都公开了,《路遥全集》中收入他给别人的信共计31封,其中就有写给我的14封信,差一点就占了一半。这是我感觉到特别欣慰的事,我们都出生在贫困的农家,读书都不算多,人生的道路上都充满了坎坷,能活到“把通信展示给社会,流传到后世”这一步也就不错了,这就是我特意写这一节的目的。

 9.一次争吵两方冤

我和路遥因交往得很深,所以涉及的问题都特别具体;加上两人的个性都强,脾气都不好,“红脖子变脸”的事经常发生,有时候甚至到了见一面吵一架的地步。这不但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和相互的信任,反而加深了友谊。争吵甚至成了我们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成了证明我们关系不一般的特殊标志。但是有一次例外,那次我们真的吵翻了脸,差点吵伤了感情。

那是1982年的秋天,我刚刚由公社中学到县剧团。这时,县上召开“纪念《山花》创刊十周年座谈会”,搞得很隆重,由县委和政府主办,遍请《山花》“老人手”和陕西乃至全国名流,路遥当然也在其中。

对这次会议,我抱有极大的热情,除过“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之外,还有私心:一是想在会议上认识一些名流,学一些东西,寻找一些发表文章的机会;二是通过这次会议,给县上的领导展示一下我和这伙名流的关系,以促进我的转正(当时我是临时工,农民身份),其中寄希望最大的名人就是路遥。我真诚地希望他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最好是发动这些名流们一起向县上领导呼吁,帮助我彻底地跳出“农门”。

谁知事情不肯朝我希望的方向进展,反而朝相反方向滑去,想不到事连连发生,问题首先就出在和路遥有关的方面。就在会议报到日的前一天夜里,有一位我和路遥共同的朋友突然来找我,很神秘地说:“你最好通知路遥,让他不要回来了。”我很意外,问:“为什么?”他说:“现在正在清理‘三种人’(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作者注),县上和路遥对立那派中有人已经被清理,他们认为事情做得不公道,想怂恿人借这次会议向路遥发难。”

一听这话,我惊呆了,问他:“你说该怎么办好?”那人想了一会说:“我们虽然都是路遥的朋友,但你们的关系比我近,我说给你,就算尽了朋友之力;你怎么做,那是你的事。首先是我真的说不好,退一步说,就是有点想法,由于身份关系也不方便说。”

他这么一说,我更紧张了,因为他当时任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知道的情况比较多,能这样说,问题一定很严重了。我不敢迟延,连忙赶到邮局给西安打长途电话。那时的电话不普及,能查到的作协电话只有三部,门房一部、编辑部一部、办公室一部。时在深夜,编辑部和办公室自然无人接,只好向门房打。好不容易打通了,他们不肯给我叫路遥,要我有事留话,他们转告。这种话我怎么敢让他们转告呢?只好作罢。从邮局往回走的路上,我越走越觉得这事不能放下,心想,如果万一出了事,怎么给路遥交代?于是又折回去给路遥拍了一封加急电报,内容是:“暂不回延,详情另告”。发完电报已是鸡叫时分,这才蹒跚回家。

第二天我又奉命去延安,接来许多名流。回到县招待所吃饭时,发现路遥也在那里吃饭。我赶忙凑过去,低声问他:“你怎回来了?”他说:“拿上几个馍馍,回我房间说。” 一进房间,他厉声问我:“你为什么给拍电报?你什么意思?”我连忙把情况说了一遍,心想,说清楚了他就明白。谁知他听了后更生气了,手拍着桌子低声吼道:“那是针对‘三种人’的,你认为我是‘三种人’吗?你拍这样一封没头没脑的电报,会在作协造成什么影响?你是想存心害我吗?”我一听也生气了,也拍开了桌子,也低声吼开了。两人谁也不听对方说什么,只管拍着桌子压低声音吼,震得那几个馍馍在桌子“胡跳弹”。 

正吵得不可开交时,县上领导来看望路遥来了,其中一位笑着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在投骰子哩?”我正不知如何回答时,路遥先笑了,说:“你说对了一半,我们不是投骰子,是击鼓传花吃馍馍呢。”惹得众人都笑,只有我怎么也笑不出来,气得直打嗝儿。

当天晚上是欢迎晚会,第二天是座谈会,我被领导支得团团转,没有工夫和路遥“吵”。第三天是自由活动,我想趁这机会和他接着说,不料,领导又安排我陪来宾去看黄河。去的人有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贾平凹、《长安》月刊的和谷和延安报社的高建群,我去找路遥,问他去不去,他说不去。我只好陪那些人去了。整整忙了一天,回到县上时已经很晚了。我一下车就直奔路遥的房间。走近一看,门关着,灯也不开,服务员告诉我说,路遥病了,早睡了,不让敲门。我正准备离开时,门开了,路遥探出头来说:“进来。”我说:“服务员不是说你睡了吗?”路遥冲着我说:“服务员说我死了,你也相信?你不会想一想吗?为什么事事总听别人说呢?”接着两人就又吵开了,整整吵了一夜。和前次相同的地方是,仍旧压低声音吵;和前次不同的地方是,没拍桌子但也没开灯,摸黑吵。

这天晚上我才知道所谓的“三种人”和路遥完全无关。是的,路遥确实当过造反派头头,但他却不是所谓的“三种人”——对中学生在文革中的错误,上面有一具体政策:“初中生既往不咎,高中生记入档案。”至于那位朋友当时为什么要说那个话,县上当时有没有那么一回事,我至今也说不清楚。

 10.路遥帮我去青海

1984年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我转正了,成了一个吃国库粮、拿财政上拨的工资的真正的公家人了。对此,我当然高兴,欣喜若狂式的高兴。在当时的延安地区,和我同时转正的还有四个人,我们都在高兴,都在高兴地忙碌着,但高兴和忙碌的内容却不同。他们都忙着在县内或者地区内找关系、寻门路,在延安地区范围内选择合适的单位;而我的心却早已飞离了延安和陕北,把目标定在西安。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我和那些省内的名流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别,仅有的差别只是他们是“海中龙”,我是“池中龙”,环境不同而已。

在这种狂妄的定位指导下,我的行动令所有的朋友都摸不着头脑——谢绝了文化局领导给我“在他领导的所有单位中自由选择”的优待,刚一转正就把工作关系“挂”在文化局,直奔西安联系单位来了。说白了,就是找路遥帮忙来了。

在延安出发前,我就给路遥打过一次电话,结果没找到他本人,接电话的是他的一个同事。那人要我等一等,她去叫路遥接电话。我说:“不用。你就转告他,就说我终于转正了,想在西安找个单位,让他等我。”那人听了后,半天没说话;我以为她没听清楚,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并简略介绍了我和路遥的关系。这时,那人笑了,说:“你好直爽,直爽的可爱。”我说:“谢谢,这是我们陕北人的‘脾气’!”

那时的公路不好,车更差,从延安到西安得用十多个小时。以前走这条路时,总是昏昏沉沉,觉得特别无聊,特别漫长;这次不同了,我一路预想着进省城以后的“风光”,激动得像漂起来了一样,觉得“工夫不大”就进了西安。下车后,我没有买饭吃,而买了一瓶酒,准备和路遥边吃边喝边拉话,想在“谈笑间,问题迎刃而解”。

谁知,两人一见面就又吵起来了。路遥听完我要进省城的想法,马上跳了起来,道:“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延安刚刚给你转正,一天没工作,就想走,人家会怎么想?再说,调动工作是那么容易的事吗?你以为西安是咱们的自留地,什么时候想进就能进吗?你有什么本事尽管使,我是帮不了你。”我怀揣着一颗“热扑扑的心”来找他,一路上想了个“美丽”,没料到他会说这话,气得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坐在那里发呆。他见我不说话,以为自己说到我的“痛处”,竟和我开起了玩笑,指着窗外的人流,很夸张地说:“啊呀呀,西安人真是没素质。海波这么重要的人物来了,怎么还都麻木不仁呢?不铺红地毯、没有仪仗队倒也罢了,怎么连个欢迎人群也不组织呢?”说完,在我肩膀上拍了一掌,说:“别人不欢迎,我欢迎。走,去吃饭!”说着,打开门先出去了。

我的一团高兴早被他的话扑灭了,自然气不打一处来,他刚出去,我“啪”一下关上了门,倒在床上直喘粗气。他在外面叫我,我没答应,心想:一定要给他个不好看,不然,他真不帮忙了。过了三五分钟,他果然敲门了,要和我“进来细说”。我以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跳起来开了门。不料,他没有进来,隔门扔进来十块钱,然后甩门而去。关门的动静更大,震得屋子嗡嗡作响。我的心“格登”一下,想:“路遥真的不帮忙了,这可怎么办呢?”不由得悲从中来,又急又气又委屈,虽然一天没吃饭,竟然吐了起来,直吐得头重脚轻,身子像飘起来一样。

好在没有病倒。第二天起来,我就满西安城跑开了,只要见过面的人就去找;不说别的,只说找单位的事。结果非常不理想,整整跑了两天,见了许多熟人,没有一点结果。初见面时,那些人还和我客套;等我说明来意,一个个都“哑”了,有的和我讨论天气,有的和我谈论改革,有的干脆说有急事,抽身“逃”了。

我来西安时带钱不多(其实就没钱可带),加上路遥扔给我的十元也就是二十来元,哪能经得住花?两天下来,钱已去了大半,事情毫无头绪,就着急起来了,只好又硬了头皮去找路遥。不知是他故意,还是碰巧了,找了几次都没找上。有一次,碰上给我当过责任编辑的王润华,她问我做什么,我大致说了情况,她说:“编辑部的来稿很多,想找个业余作者帮忙看,我试验推荐一下。”没想到这事竟然成了,第二天一早,王润华通知我到编辑部去“上班”,并给安排了住处。

这一下我对路遥的“意见”更大了,心想:“多少年的朋友,竟然连个别人也不如。我一定要在西安站住脚,不为别的,先气一气你路遥。”打这之后,我一边看稿子,一边找门路;看稿子为次,找门路为主。就在这时,我想起了贾平凹。前面说过,我和贾平凹于1982年在延川认识,很能说到一块。以前我没想到让他帮忙,觉得关系没有到这一步,如果开了口“落到地下”,连面都不好见了。现在不顾这些了,“不管有枣没枣,先打上一杆”。他听了我的想法和处境,唏嘘了半晌,问我,想不想去银川试试。他有一个朋友叫张武,在宁夏作协工作,如果愿意,他写一推荐信,但能不能成功,却没有多大把握。我大喜,连说:“好,好,太好了!”拿了他写的信,直奔作协而来。

回到住处,见门开着,心里就有点奇怪。推门一看,更是吃惊,只见路遥仰脸躺在我的床上,地动山摇般打着鼾酣睡。我没叫他,他自己倒先醒了,眯着眼睛看我,说:“你打扮得像个女人一样,哪里去了?”我没有理他,仰脸看着房顶。他递给我一个小纸片,道:“你看看这个怎样?”我没好气地说:“看不懂你的东西。”路遥一下子火了,猫着腰,乍着胳膊,拐着脖子,在屋子里疾走起来,一边走,一边骂:“尘世也少见你这样的‘孙子’。你拉着个死人眉眼让谁看?无缘无故欺负我做什么?我在你的事上,一点错也没有,硬要说有错,那就是当年认识了你这个‘瞎熊’!”骂完之后,才心平气和地给我说:“你与其去宁夏,还不如去青海。”

我一下子愣了,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宁夏?”他没回答我的问题,接着说:“最近,《当代》杂志的副主编孟伟哉去青海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厅长,他新办一个刊物,叫《现代人》,正在全国范围内招揽人才,这可能是个机会。”

我一听这话,一肚子气早散了个干净,忙问他:“你和孟伟哉熟悉?”

他说:“这正是我们要商量的问题。我和孟伟哉熟悉,但关系有点特殊。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发表时,孟伟哉持谨慎态度。后来这小说获全国首届中篇小说奖,证明他的谨慎有点过分。你好好想想,这种情况下,我向孟伟哉推荐你,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之间发生的这点事,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

我顾不想他说的话了,只觉得路遥比平时更可亲,想起自己这些天对他的揣度,觉得特别惶愧,眼睛一热,说:“老哥,我好像错怪你了。”

他挥了挥手,说:“别说这种淡话了。这是准备给孟伟哉打电话说的大致内容,你认真看合适不合适——我们在走钢丝,应该排除任何技术上的错误。”

我是认真看了,但确实没看清上面写些什么,因为我的脑子太乱了。我胡乱点了点头,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于是,我们就去给孟伟哉打电话。

电话是在省文化厅办公室打的,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路遥的谦恭和低声下气。他的手紧握着话筒的底端,腰深深地猫着,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说的每一句话都似乎在为对方着想,生怕对方为难,但同时又有着很难抵挡的说服力,仿佛谁不帮他这个忙就对不起老天似的。我无法听到电话那头孟伟哉的话,但从路遥的态度上感觉到事情成功了。他一放下电话,立刻就开始骂我,骂得“屠心割肠”。这时我才知道,编辑部留我看稿子的事他也知道,王润华推荐我的当天晚上领导就向他问了我的情况。他不住地数落,我不住地点头,好容易才捱过了这一关。

最后,他给孟伟哉写了一封信,要我到西宁和孟见面。那封信的节文如下:

老孟:

您好。

上次冒昧用电话打扰您,实在对不起。和你短暂接触几次,觉得你是一个胸怀宽阔和目光远大的人,因此,作为晚辈可以和您率直对话。这种率直,丝毫不影响内心对您的敬重。

我的同学海波,多年一直热爱文学,并在很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坚持不懈,也发过一些东西。因此,不久前延安地区将其破格招工。本人向往去青海工作和生活,求我作一介绍。青海我没熟人,突然想到了您,便冒昧将他介绍来,您看是否能给安排。这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决定,千万不要为难。有关他的情况,由本人向您面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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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致

         崇高的敬礼

                          路遥 85--29

去青海很顺利,我很快就被借调到青海省文化厅,具体工作是《现代人》编辑部的编辑。从此,我离开了乡下,进入了大城市。

 11.“不要离开青海”

    我在青海呆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离开了,主要原因是孟伟哉返京。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孟伟哉是受当时青海省省长黄静波之邀去的,到任时间不长,黄静波被调回中央,孟伟哉也就走了。孟伟哉为《现代人》招聘了两名编辑,都由当时全国有影响的青年作家推荐,路遥推荐的是我,郑义推荐的人叫郝东黎。孟伟哉一走,郝东黎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外来人了,所以我想离开。我的下一个目标当然是西安,想像中帮助我的人自然又是路遥。

   这次路遥没有生气,而是和我很深入地谈了他的想法。他主要说了两点:一是说他给我帮不上忙,二是说他不同意我离开青海。他说:“ 我这二年又是获奖又是拍电影,整得名声很大,其实办事能力相当有限。再说,我正在准备长篇小说的写作,全力以赴尚且没有把握,还敢分心做这个事吗?”接着,他又很诚恳地说,“我以前帮过你,那是应该的。我们是朋友是事实,但我绝不仅仅因为你是朋友而帮你的忙,而是以为你是个有潜力的人,不应该被埋没的人。现在我不求别的,只希望你能理解我,不要再像以前那变着花样‘逼’我帮你,支持我完成这个长篇的创作(指《平凡的世界》)。”接着他又详尽地说了他不同意我离开青海回到西安的理由,他说:“陕西曾经是文学大省,现在这种局面再次形成。陕西的青年作家队伍的实力在全国也是一流的,光获全国获的就有五六个人,这些人都和你年龄不差上下。你要在陕西文学界出彩不易,出头更难。不要说你在实力上不及别人了,就是比上别人甚至强过别人,要出头也不容易。改革开放和四九年立国一样,也是个划时代的大界限,由此产生的各方面人才,都将影响很长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正好是你人生最关键的时期。这是客观的东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必须正视,必须适应或者选择它途。上次我为什么在贾平凹推荐你去宁夏的情况下,推荐你去青海,是有考虑的。咱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可利用的资源极其有限,调动一回工作很不容易,加上已经三十多岁的人了,时间上也经不过折腾了,所以得通盘考虑,得有长远的打算。你去宁夏不行,因为宁夏的张贤亮已经成就很大了,你去了也只能混口饭吃,出头的希望很小。而青海就不一样了,在全国挂名的作家较少,有一个写诗的,年龄也较大,可以说是一个可能出头的地方。所以我当时推荐你去青海,现在不同意你离开那里。”

    当时我接受了路遥的劝告,准备在青海继续呆下去。可不久,又改变了主意,郑义等人把我推荐给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当时,吴天明正摄根据郑义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老井》),回到陕西,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对此,路遥非常遗憾,吴天明告诉我,他在决定调我前,向路遥打问过我的情况,路遥在说许多肯定的话后,很感叹地说:“海波看上去谦卑,其实主意铁硬,谁的话也不肯听。”我知道他指的就是这件事。

    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我到西安后,经常去他那里,以致我一进作协的大门,无论碰到谁都会主动告诉我路遥在不在,在什么地方。他也时不时约我出去“拉话”,总是先和几个朋友一块“拉”,“拉”到一定时间,我们再单独“拉”,通宵达旦地“拉”。在他的提议下,陕西省作协于1987年推荐我赴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当年陕西省只有一个名额)。他当时已经是陕西作协的副主席,虽然不主持工作,但说话已经有了相当的分量。

  12.路遥的“穷”和“大方”

路遥很穷,可又很大方,但又不是“穷大方”。究竟是什么,我也概括不出来,只能感觉到。

我说他穷,不是指他未参加工作之前,而是指他参加工作之后,在全国声名大振之后;不是和我比,不是和我认识的其他名家比,而是和一般的双职工家庭比。他穷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挣得不多,二是花得不少。

路遥的工资不高,具体多少我记不清,只记得我在青海那年,他的工资比我的还低。1991年底,他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有一点津贴,但也很有限,国家的津贴好像是每月100元,省上的他没说过,估计不会更多。那么路遥的稿费多吗?据我所知,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笑。别的不说,光说他在全国获奖作品的稿费:《惊心动魄的一幕》500元,《人生》1300元,而长达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最多也不过是三万元(每千字30元)。这些都是路遥告诉我的,时间长了也许记得不太准确。但有一宗稿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著作权报酬。1989年的一天,我去找他,他说:“今天不能坐在家里‘拉话’,得去一回第四军医大学招待所,你若不忙,和我一块去,咱们边走边‘拉’。”我也没问他去做什么,就跟他去了。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和中央电视台《平凡的世界》剧组见面。见了后,对方没说多少话,只是给了路遥一个信封,说:“这是你的著作权报酬”。路遥自己没接,示意我收起来。离开那里后,我们到一个饭店里吃饭,拿出来一数,总共680元。我说:“就这一点?”他只是苦笑。

路遥虽穷,但却出奇地大方,大方得让人意外。他的烟瘾很大,一天抽两包以上,且不肯“量入为出”,抽的都是好烟。他喜欢喝咖啡,至少从1982年开始就喝那种“三合一”的袋装咖啡。

为什么说“至少从1982年开始”呢?因为我从这一年发现他喝咖啡的,以前好像没见过。1982年开春,我参加省上的一个会议。具体是什么会议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在止园饭店召开,路遥也在会议上。会议上的伙食很不错,但路遥却不满意,放着现成早餐不吃,硬拉了我到一家咖啡店吃西式早点。那时候这种咖啡店很少,属于高消费,两个人吃一顿早点得花近10元钱。我那时每月工资只有44.92元,虽然不用我出钱,但看着也着急,吃一顿罗嗦一场,劝他:“不要耍这个‘洋把戏’了。”他不但不听,还笑我“球貌鬼态”,说:“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看不起自己,需要一种格外的张扬来抵消格外的自卑。”见他把问题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我自然不便再说什么,恭敬不如从命。几天吃下来,我竟然完全适应了这“洋把戏”,早上一起来就直奔那个小店。一天早上,我等了好时间不见路遥来,赶回去想吃会议上的早点,也误了,结果整整饿了一个上午。中午我问他:“为何半途而废?”他说:“没钱了。不废也得废。”——原来他这种“奢侈”也不经常,那段时间他正好收到一笔稿费,化成了十元面额的一小叠压在枕头下,一天摸一张。那天早上去摸,不见了,原来是爱人收起来了。

路遥虽然缺钱,但骨子里却看不起钱,羞于说钱。我和他朋友几十年,他只有两次提到钱。一次在1988年前后,他打电话叫我过去,说有要紧事商量。我当时正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总以为他又发现什么好书了,放下课本飞奔过去。去了才知道他不是给介绍好书,而是想和我一块做生意。他有一朋友是飞行员,能从广东、福建那边往西安捎牛仔裤,要我出面在西安登记一店铺,和他合伙做这生意,并说:“进货的本钱和运输全不要你管,你只管去买;有风险我们承担,有利润咱们均分。”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好生意,对我来说是最保险的生意;但当时的我却断然不能接受,不但不能接受,反而认为他小看我,反问他说:“你把我看成做生意的人了吗?”他无奈地看着我,好半天不说话,只是深深地叹气。

另外一次好像在1990年,有一天,他对我说:“实在穷得没办法了,能不能找个挣钱的事做,写报告文学也行。”当时我正给西影短片部筹划一部电视剧,出资方是汉中市西乡县政府,这个县的副县长吕阳平和我关系很好,我就把这事告诉了他。吕阳平很爽快地答应了,说:他们县有一名高中生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如果路遥能写写这个人,对他们县的教育事业肯定有促进作用。我把这个情况给路遥一说,他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要我和他一块去。当时我正忙得要死,很难抽出时间来;但他这样说,我只好同意,于是就准备出发。谁料我和西乡方面联系好,把车票买好,准备出发时,他又不愿意去了,“觉得别扭”。我一下子着急了,连劝带逼才把他领到西乡。

西乡县的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县长刘维隆天天陪我们吃饭,副县长吕阳平几乎全程和我们一块采访。采访很顺利地完成了,只差稿子了。谁知路遥又后悔了,不写了,要我写。当时我正在陕北拍一个电视专题片,哪里有工夫?再说,人家是冲着路遥的名气来的,我写了未必能交差,我向吕阳平说了实情,这事才算不了了之。

 13.路遥的家庭

我和路遥虽然朋友了几十年,但对他的小家庭情况了解得并不多,更谈不上深入。直到路遥去世后我才听说他们之间有了裂缝,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他和林达于1977年冬天结婚,婚礼在延川县招待所举行。我也参加了这个婚礼,并作为来宾代表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们的“洞房”就在林达的办公室,除了一张双人床外,和别的办公室没有一点区别。我当时“傻”得厉害,他们结婚的第二天,就建议路遥和我一块去“黄河畔上看看”。路遥先是不接这个话茬,后来被我问烦了,说:“我们昨天刚结婚,正在蜜月之中,看什么黄河?”逗得林达差点笑出声来。之后不久,林达也调往西安。

我去路遥家的次数很多,但很少和林达说话。总是我一进门,林达就把我让到路遥的书房。书房里有一张小床,路遥就睡在那里。如果是上午去,路遥总在被窝里——他总是凌晨三四点才睡觉,中午十一二点才起床,所谓“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林达就招呼孩子上学了,然后去上班。两人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真可谓“一个家庭,两种制度”。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别人的家里,我肯定坐不住了;但路遥家里却不一样,他们常是这个样子,我早习以为常。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之间的裂缝也显现过,只是我当时没有在意罢了。有三件事可以证明。

一次我去路遥家,两人商量着出去玩。当时我骑着自行车,建议他也骑上自行车,边骑边聊。路遥说他没有自行车,得问林达借。结果竟然没借到,我们只好改为搭车去了。

还有一次是路遥去世的前一二年,林达找我,要我给他介绍一位懂纪录片编辑的人,她想学学。我问她“学这个做什么?”她没有回答,只说:“玩玩。”我就再没有问下去。我把人联系好后去找林达,林达不在家,我就把这事告诉了路遥,要他转达。没想到路遥竟不给“转达”,说:“林达托你,你自己去说。”我只好又去找林达。

这两件事虽然让我意外,但并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裂缝,真正引起我注意的事发生在路遥去世不久的一天。

那天我进城去,在大街上遇上了林达,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也在背后说我的不是,别人不知道路遥,你也不知道吗?”问得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她听说了什么,她没回答,只说:“我也想你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说完就走了。这之后,我才听到有关他们之间不睦的传言,这令我非常难受。

路遥去世已经快十八年了,这些事又是他的家事,作为一个外人,本来不应该多嘴;但是,考虑到路遥是个名人,并很可能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为了向历史负责,我觉得应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路遥和林达的不愉快,主要责任在路遥,而不在林达。当年作为未婚妻时,林达为路遥付出了能够付出的一切:在路遥最困难的时候和他订婚,为了供路遥上大学,使出了所有的力气;婚后甘当陪衬,勤勉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路遥去世后,面对许许多多的不理解,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林达的支持,路遥不会有如此成就;如果有,也会付出更多艰辛。

我同时认为,在总体上讲,路遥也没有辜负林达对他的爱,他用惊人的毅力、忘我的劳动和世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给林达的承诺(如果有承诺的话),用事实证明了林达是一个有眼光的女人。他是一个和平年代的传奇英雄,一个值得男人学习、女人爱的英雄。和他的巨大人格魅力和非凡的创造能力相比,他的缺点是那样次要和微不足道。像一座雄伟的大山一样,在阳光下他雄劲壮丽,高大巍峨,但也难免有阴影。令人感叹的是,他把最好、最大、最本质的一面献给了社会、献给了读者,而把阴影留给了他的亲人,特别是他的爱人林达。

   对于一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人来说,忽视一些平常人认为必须的东西可能难免,对于一个一心扑在家庭和工作上的人来说,亲人的理解支持关爱又是必不可少;对于一个从小在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的人说,中规中矩是必须的,对于一个从小就开始为生存搏斗的人来说,打破常规又成为了习惯,差别由此出现,且随着程度加深和频率提高最终演化矛盾——这大约就是两人最终闹翻的因由。人生总是让人费解,好人之间的矛盾更是这样。

 14.路遥和老家里的人

大凡从底层奋斗出来的“草根英雄”,大都是“墙里开花墙外红”。一般的,外面传为佳话,家人小有不平;不一般的,外面视作天人,家里只当陌路;更不堪的甚至亲人仇人分不清。路遥是个例外,和家人的关系处得不错,至少也在水平线之上,有事实可以证明。

先说延川这边。路遥的大伯大妈是好人、本分人、老实人,但也是“没本事”人。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除了提心吊胆之外,已经无法给路遥以实质性的帮助了。之后,也好像坐上一条不明航向的船,掌舵人是路遥,他们只能随船而行。所以,在精神上他们的共同点不是太多,见面不是很多,交流则少。路遥每次回家都是匆匆忙忙,总有一块来的人;偶尔住一个晚上,更多的时候只坐几个小时。大伯和大妈的话很少,加上又忙着做饭招待同来的客人,和路遥说不上几句话,只能在临分别的时候简单说几句,无非是“好好工作,诚实为人;天不亏人,力不枉出”等大实话,其余的都在无言的注视之中。路遥对两位老人的生活很关心,参加工作之后就按月给他们寄生活费,到了八十年代初,还特意让三弟从清涧迁居到延川,以便照顾老人。我见过有些人写路遥大妈晚年的情况(大伯已去世),说她住土窑洞,穿大襟衣服,吃家常便饭,有意无意地渗透出老人活得不容易的意思。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当地人都那样,特别是老年人都恋旧,都不讲究穿戴,都喜欢吃点家常便饭。不是他大妈一个是这样,当地人都这样。要我说,他大伯大妈过继这个侄子很值——上学时没让他们花多少钱,找工作时没让他们操过一点心,娶媳妇时没让他们张罗,付出的不能说太多;但因为有这个养子,他们老来有靠,生计无忧,同龄人有的他们都有,同龄人没有的他们也有,例如光荣和自豪、社会的关注和一定的知名度。

再说清涧那边。路遥有四个弟弟,除过迁到延川的三弟外,另外三个都有工作,且工作的获得都与路遥的帮助有关。他把二弟从老家迁到另一个延安地区的一个县,后来招工到西安,最后又调回延安;他帮四弟在铜川当了工人,最后又指导他写作,最后培养成一名干练的记者;他的五弟比他小整整二十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路遥还为小弟的工作四处求人。他的几个弟弟都很聪明,都很能干,都对路遥充满了尊敬和爱,给了路遥不少,特别是难得的亲情。

当然也有不高兴的时候,根子出在老家人对路遥实力的高估上。路遥是著名作家,1982年之后,全国驰名,陕北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但老百姓佩服,地方官员也赞不绝口。这就给老家人一种错觉,以为“只要路遥说一句话,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这样一来,求路遥父亲的人就多了,先是亲戚,后是朋友和邻居;先是“千方百计说好话”,后是“引经据典讲道理”,非要路遥父亲帮忙不可。路遥的父亲很老实,但很有骨气,自己的事一般不去求这个过继给人的儿子,可朋友和邻居的事就不好推了。由于孩子多、拖累大,困难时不知求过多少人,求的就是这些朋友和邻居。现在人们反过来求他,他怎么能不当回事呢,于是就硬着头皮去找路遥。有一次,他听说路遥到了延安,就领了好几个人去找路遥。

据说,这些人提出的问题一个比一个怪,有人要路遥帮他儿媳妇争取一个计划外生育的指标,理由是他现在还没有男性孙子;有人要路遥帮他拆了邻居的窑洞,理由是那窑洞建的不是地方,正好压住了他家的“龙脉”,害得他家连着死了几头大牲口;还有人想让路遥帮他搞个老红军指标,理由是他不想看儿媳妇的脸色吃饭。在这些人提要求的时候,路遥的父亲在一边作介绍,一会说这个人在咱家最困难的时候曾借给他一斗糜子,那个在家里修窑洞时帮忙背过几天石头……路遥当然给他们办不了这些“小事”,于是来人大大地失望,他父亲也觉得没“面子”,而路遥更是又急又气,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要说有不高兴的地方,大概就是指的这些。但这种“不高兴”谁有办法改变呢?只能叹息而已。

 15.路遥有病人未识

现在回过头来想,路遥的病并非突然而起,可以说由来已久了。很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异样,只是没有朝这方面想,更不会想到有如此不堪的后果。

路遥小时候喜欢吃大肉,尤其爱吃回锅肉。那时我们总想办法整点钱,在延川县的国营食堂里买一盘来,就着“两面馍”吃。他那吃之前期待、吃之中的贪婪、吃之后的满足和痛快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进西安后,他就不一样了。先是不吃肥肉了,后来瘦肉也不吃了,再后来连沾有猪腥的东西也不吃了,最后,不要说吃,连看也不能看了。

我最早发现他不吃猪腥在1986年左右。那时我家刚搬到西安,在西影厂旁边的后村租房子住。有一天,路遥来西影看内参片,看过后到我家来了。我们俩“拉话”,我老伴做饭,按照路遥的意思做“揪面片”。饭做好后,路遥刚吃了一口就放下了,问我老伴:“这里有猪油吗?”我老伴说:“是。”他说:“我不能吃猪腥,你得给我重做。”当时我很奇怪,问他:“你原来吃猪肉那么厉害,怎么现在连猪腥也不沾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一吃就恶心,也许是小时候吃‘伤’了。”

我最早发现他连猪肉“看也不能看”,是在1989年的深秋。那时我在延安有点事,住在延安宾馆。准备返回的那天,无意中遇上了路遥。他好像在参加省上的一个会议,会上组织他们来延安参观。他听说我也回西安,要我和他一块回,以便“拉拉话”。车到黄陵,当地政府设宴招待。我们进去后,许多人向路遥打招呼,请他同桌吃饭,路遥都拒绝了。他找了个服务员,说:“我们俩是回民,要吃清真食品。”那服务员说:“正好,那边已有清真席,你们过去一块吃。”他不肯去,那服务员很不高兴,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小角落里,很潦草地放了两盘菜和几个馒头,很明显是“整”我们。路遥没有说什么,对服务员说:“现在好了,你别管我们了。”服务员一离开,他就要把那桌子抬到墙角处,两个人向着墙角吃。我以为他和那服务员赌气,就劝他说:“和一个小孩子赌什么气,闹不好让人笑话。”他说:“不是赌气,我现在一看见猪肉就想吐,我害怕自己忍不住会失态。”

看见油腻的东西恶心,是肝病的症状。这本来是个生活常识,可惜我却一点也不懂,当时还奇怪他“怎么会有这么多‘洋毛病’”。

至于路遥是不是知道自己得了肝病,我估计他可能知道,有一件事可间接证明这一点。

那是1990年左右,我们一块出行,坐的是火车软卧。小间有四个铺,但只有我们两个人,正是放开“拉话”的好场所。“拉”了一会,他打开旅行包,从里边取出一个水杯、一筒奶粉状的东西和一个小勺子,然后用开水和了那粉用小勺子轻轻地搅着,边搅边问我:“你喝一点不?”我说:“不。喝不了那些洋玩艺儿。”他说:“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排斥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看上去是自信,骨子里是自卑。”我一听,来气了,说:“好心给你节省东西,落不下好,还嘲笑我。好,我也来点——”,说着,抓过他的杯子就要喝。他一把夺回杯子,厉声说:“别用我杯子!你怎么这样不文明?”我一下子愣住了,好半天反应不过来,心想:“路遥怎么变成这样了?”就用我的刷牙杯子(我出门从不带水杯),倒了点那粉,又加了些开水,摇了半天,怎么也摇不匀,就伸手拿他那勺子,想搅一搅。不料,他又夺回了勺子,涨红着脸说:“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你怎么又这样?”这回我可真有点生气了,想不喝,又怕弄僵了不好收场,只好用牙刷把胡乱搅了几下,很勉强地喝了一口。一喝,大惊,——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喝,于是也不生气了,一仰脖子将杯子里的喝了个精光。路遥见我这样,呲了牙笑,说:“怎么样?这‘洋玩艺’不难喝?”我说:“好东西,好东西。再来一杯。”说着,又和了一杯,一口气喝了。还觉得不过瘾,就问他:“有富余吗?我还想喝。”路遥没说话,把那粉瓶推了过来,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显出很惊讶的神情来。我正在喝着,他突然把手里的那个小勺子伸进我的杯子,使劲地搅了一下,然后又像蜂螫了一般抽了回去。我说:“你捣乱什么?不是不让我用你的勺子吗,怎么又伸进来搅呢?”他没有说话,向后靠在被子上,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从认识那天起,你就瘦弱弱的,可就是没病。”接着又叹息了好一阵子。

这件事我当时没有在意,在知道他患了肝病后就有了想法,我估计,他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的病了,所以才出现如此复杂和矛盾的心情。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

我清楚地发现他病得不轻,是在他去延安住院之前不久。那天天气很热,我在作协附近办事。办完事后去找他,想和他说会话。敲了半天门,敲不开;正准备离开,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说:“你是谁啊?”那声音不是来自他家,而是来自对门;仿佛是他的声音,但又不像。我说:“你是谁啊?我找路遥!”他告诉我说:“门没关,你自己进来。”这回我听清楚了,他确实是路遥,但也确定不在家里,真的在对门。

一进门,我大吃一惊。那是一间很小的房子,最多五六个平方;屋里堆满了杂物,靠墙放一张小床;路遥躺在小床上,脸色铁青,身子比原来小了许多。我急忙问:“你怎么成了这种样子,为什么不去医院,为什么住在这里?”他说:“家里正搞装修,临时借了这个房子;病了好几天了,治了感冒拉肚子,治了拉肚子又感冒,现在软得动也动不了了。”我说:“赶快去医院,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我来照看你。”他说:“医院去了,大夫说不要紧。作协有人照顾,你住得远,来回跑不合算。”之后,他给我说了他出文集的事,说着就睡着了,我只好退出来。

现在想,他当时的病已经很重了。只是不知道,他没去住院,真是医院误诊了,还是他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故意压在心里不说,“抢”着装修房子和出文集。这之后不久,他就病倒在延安了。

作者:海波 来源:海波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