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下:说说也无妨——令人扼腕的“花絮”(1-3)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14日 点击数: 作者: 来源: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1.令人难堪的传言

《人生》是路遥获得声誉最多的一个作品,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首届全国中篇小奖后,《人生》又获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人生》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出尽了风头,形成的轰动令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有关《人生》的写作背景和相关情况,我在前边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我现在要说的是一件与《人生》和我都有关系,与我和路遥都有伤害的事情。这件事让我忍了多年,也尴尬了多年,现在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了,因为我已年近六十,老天留给我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少。

大约在五六年前,有朋友说;“网上有一篇关于路遥的文章,文中提到你”,建议我去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据当地人说,《人生》原作者是延川作家,19526月出生于延川马家河乡李家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七岁入学,二十岁辍学,任过赤脚医生,生产队长,民办教师,县剧团编剧。1985年,经路遥举荐,在青海文学刊物《当代人》编辑部工作,同年底调西安电影制片厂,陕西作协会员。 1971年初始发表作品。在《山花》,《延安文学》,《延河》,《青海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百余篇(摘自延川人物名录(政协资料)。经翻阅其作者的简历,与那人的话是完全吻合。那人说:这位作者写好《人生》初稿后,知道中篇不同于短篇那么容易登上文艺刊物。时值路遥正在《陕西文艺》编辑部任小说编辑,就把小说稿交于路遥……路遥自《人生》成名后,还算有良心,知道有恩必报,举荐他到青海文学刊物《当代人》编辑部工作。因此说,《人生》小说是两人合著才对。”

文中所写的那个作者很显然指的是我,因为我是延川县马家河乡李家河人,我们村子小,外边工作的人不多,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只有我一人,何况摘自“政协资料”的简历又和我的简历完全吻合。

这种传言我也听说过:那时我父亲还健在,他很郑重地转述了相同的传言,并很神秘地问我:“是不是事实。”我当然予以否认,但没太当回事,因为我听过太多关于我的传言,比这更离谱的、更荒涎的、更令人难堪的不知有多少,有些传言甚至对我的生活和前途造成了直接的伤害。但我也无能为力,只好听其自然。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不是事实,为什么不趁早澄清?

对此,我也难处。难处有二:一是传言的来源复杂,二是消除传言的办法很少先说传言的复杂。陕北人,特别是陕北农村人(我估计许多地方的农民也是这样)长期处于困顿之中,吃穿无法满足,精神更是迷茫,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的那些大话,他们一般都不听,觉得离自己太远,总抱着“管它狼吃狐狸,还是狐狸吃狼”超然态度。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舆论工具”,那用理想主义的办法安慰自己,嘲笑别人。嘲笑的对象因时代而变化,随自己的处境而转移:干活累了,嘲笑有闲人“坐得屁股上生疮”;自己穷了,嘲笑有钱者为富不仁等等。而安慰自己的办法就是夸。大自己的同类,小事说大,大事说玄;有的说上,没的加上;只顾说得开心,不管事实真伪。这种做法从古就有,源远流长,积下来不少“保留节目”,如“一颗麻籽换江山”、“白狗耕地”等等。形式虽然千差万别,但主题却大致相同:都在说穷人如何翻身,“癞蛤蟆怎样吃天鹅肉”之类;名义上是张扬传说中的主人公,实际上是作自我安慰。而这些传说的主人公都在身边,都是大家熟悉的人;起点处是三分真实加七分想像,传开来后,你加一句,我减一句,真实日减,想像日增,最后总弄得除了姓名是真的,其余全是假的。关于我和《人生》关系的传说就是这样形成的,而博文的作者又是根据这种传说不加选择地写成的。所谓的“复杂”就指的这个。

如此复杂的传言,你要纠正也不容易,闹得不好会越描越黑,越说越乱。更重要的是,路遥名气大,我的影响小;关于他的谎言也有人听,关于我的实事也未必有人看;我在认真澄清事实,有那“聪明过分”的人说不定还以为我借此由头炒作自己呢,而这又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在此,我再重复一遍:我和《人生》毫无关系,这完全是不实之词。

 

2.路遥作品中也有和我有关的

路遥的作品中也有和我有关系的,主要有两篇,一是短篇小说《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的素材,二是《平凡的世界》的题目。《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发表于《西安晚报》1985331日,文中那位老农民的原型就是我父亲。说文艺作品的原型是谁,是一个很敏感的事,一不小心就会给人以自作多情的印象,但这事却是毫无疑问的。我想把这件事说出来,借以纪念我那可怜的父亲。事情是这样的:

忘记了是那一年,只记得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录放机刚刚进入我们那个山区小县,只有县广播站才有,是十分稀罕的东西。我有一朋友在县广播站当记者兼播音员,站里给他配了一个日产“三洋牌”录放机,长条状,像砖头那么大。他常把自己采访到原始资料放给我听。听了几次,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录下我父亲的一段话,作为永久的纪念。我向朋友提出这个请求,他答应了,只是说,只能春节放假期间,其它时间不方便出借。我很高兴,春节前就把这事告诉了父亲,要他想一件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免得到时候忙乱。我父欣然答应,早早就开始准备了。过春节时,我就借来了机子,兴冲冲地赶回家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录音。父亲平时说话不利索,但那天却说得十分流畅,一个“磕绊”也没打。

下面是他说的内容:

有一年,我在县上水库工地当民工,直到除夕那天才放工。回家一看,家里要什么没什么:白面没有,肉没有,粉条没有,豆腐没有,只有一升荞面。我想,这不行,再难也不能让孩子们这样过年,二话没说就出了门,找你三叔借了三斤肉票(那时买肉凭票,农民只有把肥猪卖给国家才能获得一些肉票)、三块钱,马上就去了县城。赶到县城时,太阳都快落山了,

副食公司已经放假,人都回去了。我很着急,在副食公司的大门外趸了好久,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要进,门开不了;想回,这个年怎么过?最后心一横,就去找那个管肉的干部。我打问清地方,进了那人住的院子。一进大门就看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贴对联,长得肥腾腾的,脖子比一般农民的大腿还粗。那时不但农民瘦,干部也瘦,肥一点只有国营食堂的炊事员和卖肉的。我想,就是这个人。我上前就说明了来意,那人果然是管肉的,但他听了我的话却火了,说:“你们农民是人,我们干部也是人;你们要过年,我就不过年了?要买肉,行,等收假以后再来。”我连忙给他说好话,说民工连放得晚,说家里的苦情,说孩子们的可怜——除过跪下磕头,能做的都做了。没想到那人是个“孙子”,脸定得像石条一样,看也不看我一眼,贴完对联又扫起院子来。我站到那里,他就往那里扫,意思是赶我走。我一看不行,只好退出来。

一边走一边想:回去怎么给孩子们交代。越走越觉得累,越走越觉得活着没多大意思,还不如死了好。不料,一想到死,胆子就大了,心想:我都快死的人了,还怕谁呢?卖肉的有权,他也有人管着,我去找一回县长,和他说说这个道理。决心一下,浑身就有了精神,照直朝县政府走去。快到县政府时,突然想起,县长也放假了,怎么找?于是又灰了,又感觉到累了。但这回没想到死,而是想:干脆给卖肉的那小子说一个谎话。

就说我找过县长了,县长让他给我解决。那小子信了,我就能买到肉;不信了,只好拉倒了。主意一定,我返身就往那人家里赶。老远就看见那人正在窑硷上压灯笼竿子,我连忙跑过去给他帮忙。他还不理我,只是随手给我扔过来一支香烟;我没接着,香烟扔到了地下。我捡起香烟,吹了吹上面的土,笑着对他说:“后生,你这支烟给了仇人了,我把你告下了。” 那人开始还没当回事,挺着个脖子前后左右地转。我把想好的那套谎话一说,吓得狗日的脸都灰了,回家取了钥匙,直奔副食公司。——啊呀呀,我算是开了眼了,那么多的肉!满满的一窑!都是好肉,一乍厚的膘!那后生对我说:“你自己进去挑,收你三斤肉票,要多少买上多少。”我苦笑了一声,说:“你有好心,我没福气,我只有三块钱啊。”那后生帮我算了一下,尽那三块钱,给了四斤多肉——那时一斤平价猪肉六毛八分钱。

老话说“钱是精神势是胆”,其实肉也是“胆”。我提了那四斤多猪肉走到街道上,不晓得有多少人看呢。好几个人问我,“哪里买来这么好的肉?”我没回答,心想:不要怨没好肉,只怨你们没本事;只要有本事,好肉太多了。正走着,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前村里的“怪物”。“怪物”和我一块当民工,一块回来的,也正想法买肉呢。他说:“老哥,你把这肉给我分上一斤,要不半斤也行,让我那些孩子也喝上一口腥汤。”啊呀呀,人到可怜处,模样也变了。“怪物”好人样么,平时水灵灵的,像一根大葱;那时候蔫不溜溜的,像一颗阴干了的老枣。我说:“一斤少了,我给你分上二斤,只是要按黑市价,一斤一块五。”“怪物”一听,在大腿上拍了一下,说:“这话还用你说吗?现在黑市上也没肉了,我才来求老哥的。” 说完我们俩就找了个地方把肉分开,他拿了二斤二两肉,给了我三块三毛钱。这样,我还你三叔的钱也有了,等于凭空来了二斤肉,还长出来三毛钱。我用那三毛钱,买了一张毛主席像,买了一张灶君画,还剩一点,想买一盒九分钱的“经济”烟,突然想起卖肉的给的那支烟了,就改变了主意,尽那钱都买成“麻乍乍”炮。

啊呀呀,那年可过美了:全村的猪肉片子最咱们家的厚,毛主席像最咱们家的大,灶君画最咱们家的亮眼,晚上放的炮最咱们家的声音大,一放,惊得全村的狗直叫唤。还有一点,我比村里人谁都强,我有一支好香烟。什么烟?大前门!和县长抽的是一个牌子。我拿那支烟不知敬了多少人,谁也不敢接,最后不知藏到哪里了,我也找不到了------

讲这事时,父亲很高兴,时不时就停下来笑半天,直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反而觉得难受。那段录音我也没留下来,当时就销了。我也没用这个素材写过东西,只是把这事讲给朋友们听,意在说明农民的“不幸”和“狭隘”。路遥的《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用得就是这个素材。

关于《平凡的世界》的题目是这样的。1985年,当时我还在青海。那时我的《农民儿子》刚刚发表,精神正处于“气吞万里如虎”的时候。见别人写长篇小说,就想把《农民儿子》扩充成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农家子弟的成长经历。计划分四个部分,依次是:狂妄少年、家族领袖、农民儿子、祖国公民,总题目是《走向大世界》。想好了后,就讲给路遥听。当时路遥正在准备他的《平凡的世界》,当时定的题目是《黄土·黑金·大城市》。他听完我的话,深思了一会,说:“海波,你不要用这个题目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的小说构思不成熟,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你把这个题目让我用了,因为这题目正切合我这部长篇小说的主旨。”我说:“那有什么?你用去。”事情这样定了。过了一段时间,路遥又给我说,他的长篇不叫《走向大世界》了,改叫《平凡的世界》,说:“走向大世界几个字太张扬,不如平凡的世界平稳、大气”。我嘴里没说什么,心里还怪生气的,想:“什么熊人!打一个滚儿就变驴了,当初说好得不行,现在又成张扬了,害得我也不能用了。”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这么说,路遥还真的‘拿’了你的东西了”。其实完全不是,前一篇是路遥听我说的,听过这话的人很多,别人为什么没写呢?把自己说了的话都当成作品,那还了得?后一个是我心甘心情愿给他用的,事实证明我当时写长篇小说就是在蛮干,整整折腾了二年,作品没成,还差点要了我的命。直到十年之后,我才把那个构思实践了一部分,那就是我的长篇小说《高原落日》。里边没有“祖国公民”一节,因为没体验,写不成。我倒是见过“拿东西给人”的事,不是我给别人,而别人给我,其中包括路遥。我最初在延川的《山花》上发表的两首诗,都有别人给的“东西”:第一首叫《祝福祖国永远年轻》,全诗近二十行,只有我的两行,其余都是路遥改上去的;另一首叫《开路人》,好长,三十行。其中没我的几句,都是曹谷溪让陶正改的。这话又该怎么说呢

 

3.我被路遥“小看”了半辈子

许多人都知道路遥和我关系好,却很少人知道他“小看”我。一“小看”就是半辈子。此事由来已久,我得从头说起。

在城关小学上学时,住校生吃完饭没事干,分成两拨“顶拐拐”(一种儿童游戏,又名斗鸡,提了腿相互顶)。路遥常是组织者,但自己很少参加,只负责分组和裁判。在他主持的时候,我从来参加不上,只能在一边观看,顶多帮他作“边裁”。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瘦得一把能捏死,跌坏了谁负责?”

成年后,特别在“四人帮”时期,我们和几个关系不错的人总聚在一起讨论“政治”,时不时就轮流着“组阁”。轮到我“组阁”时,总会“提名”他为“总理”或“首相”;轮到他“组阁”时,只“提名”我当“爱委会主任”或“扶贫领导小组组长”。我问:为什么?他答:“有机智而无恒性,小聪明且大糊涂”。

他在县文艺宣传队当临时工时,我去看他。他要我和他一块到一个叫“石狗湾”的地方去玩。到了那里后,他又提议两人“变工”洗衣服,他洗我的裤子,我洗他的无领汗衫。我不知是计,就答应了。谁知他的衣服脏得出奇,还有许多“活物”撅了屁股插在衣缝里。我要反悔,他提了我的裤子坐在河床上面的石盖上要挟我:“不但要洗,还洗到一干二净的程度,不然,我就走了”。我只好光着下身,强忍恶心,含恨而洗。

再有一次,我们一块去临潼参观游览。这是我第一次去临潼,远远地望见秦始皇陵便感慨万端,就低声(因为车还有别人)对他说:“秦始皇陵修得真好,别的不说,光看它和骊山间的距离就大有讲究:离得远了,显得得孤单;离得近了,衬得渺小;现在是不远不近,刚好显出大家气象。”他听了后,先没说话,歪了脖子看了我一会,突然附在我耳朵上很神秘地说:“这话可不敢再说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问他:“为什么?”他更神秘地说:“这样的玄机,除过你,还有谁能看出?这是个重大科学发现啊!”说完,呲了牙、缩了脖子笑,直笑得气也换不过来。气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搞创作上更是如此。我写出不错的作品时,他帮助发表,但提出无数不足;我写成一塌糊涂时,他谨慎退还,但又有指出许多好处。我问:为何如此“日怪”?他说:“你这人目标不定,有时候目标奇大,‘以天下为已任’;有时候目标巨小,黑板报上登一篇文章也能激动到失眠。”

有一次,他到我家吃饭,那时我在一个城中村租住一间小房子,连桌子也摆不下。我安排妻子做饭,自己则打扫房顶,准备在那里设桌安顿他这位“贵客”。他站在院子里朝我吼:“饭还没做出来,就先想到吃饭,真是个‘二流子’。”逗得我儿子绷了嘴扭头讪笑,我妻子红了脸尽情地“痛说家史”。我反问他:“不准备地方,在哪里吃饭?”他说:“有了白馍小米汤,站着吃也舒服;没有吃的,坐得再好也能饿死。”

有一次,我构思了一篇小说,人物命运离奇,起承转合规范,悬念关节齐全,主题思想积极,就讲给他听。他听了后问我:“写了多少了?”我说:“还没开始。”他笑了,笑得眼泪汪汪。我说:“给你说正经事,笑什么呢?”他说:“不是笑你,我突然想起咱老家的那些‘二流子’了。”我说:“‘二流子’怎么了?”他说:“咱们老家的‘二流子’都有诗人气质,都思想活跃、想像丰富。上山开荒地,一上地畔先要打量一番,先看地块有多大,将来产量有多高,种了糜子能收几石,种了黑豆能盛几囤;后来又想,这么多的糜子怎处理,这么多的黑豆卖给谁;糜子能处理多少钱,黑豆能换回多少布;最后又想,有了钱不想给谁借,有了布穿着让谁眼红。想着想着睡着了,直睡到太阳落山时才饿醒来。”

我一听,恼了,说:“你是在‘日踏’我吗?”他停了笑,很严肃地说:“不是。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比他们强得多。他们在乡下,你在大城市;他们睡的是‘土圪达林’,你睡的是‘盖板楼’;他们想的是糜子、黑豆,你想的是散文、小说。”说罢,定定地看着我,好像问我服不服。

    有一次,我写一篇小说,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去请教他。他很不耐烦,说:“你不要说了,我不想听。”我说: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你就不是个写小说的料,没怀孕的婆姨养娃娃——出张致哩!”我大怒,转身回家,负气而写,两天就写成了;不但写成了,而且写好了。就拿去给他看,名义上是请教,心里想的是“气气你!”他看了大笑,说:“小说写好了,但这只能证明你是个半憨憨。”我问:“为什么?”他说:“小娃娃做事要哄着劝,你是已经两个孩子的人了,做点小事也要人哄着劝。你说不是个半憨憨,是什么?难道是个全憨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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