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下:说说也无妨——令人扼腕的“花絮”(4-12 后记)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14日 点击数: 作者:海波 来源:韩波的博客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4. 我跟路遥受过“大罪”

路遥有两大毛病,一是爱通宵“拉话”,二是打“呼噜”厉害。我一生闯荡,换了许多单位,见了无数人,像他这样“出类拔萃”的没见过第二个。他在世时,我们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宾馆租了房子“拉话”,每次都要“拉”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这让我吃尽了苦头,至今心有余悸。

他打“呼噜”有三个特点:一是来得快,二是持续时间长,三是内容丰富、形态多样。

所谓来得快,不是指一睡着就打,而是一说睡就“打”;不像是生理构造的使然,倒像是心理机制的“惯性”。我一生“志壮坚信马列”,不屑唯心主义,但在路遥的“呼噜”面前动摇了。因为他的 “呼噜”是意识决定存在——睡觉的念头一起,“呼噜”马上跟进。

他打“呼噜”持续时间长。有多长?睡多长就打多长,加上前面说过的没睡着前的“唯心主义”部分,打“呼噜”的时间比睡眠的时间还要长出一些。他的“呼噜”一旦开始打,虽然声音也有高低起伏、长短对比、轻重缓急甚至起承转合,但绝对没有停顿。

现在不说那高的,单说那低的。“低”是前一段“高”的余韵,后一段“高”的铺垫,像连环炮仗“这一响和下一响”之间的“吱吱”声、像骂街泼妇换气或咽唾液时的“更更声”、像哭急了的孩子突然哭不出来时的“咯咯”声,甚至像两雷之间空气流动的“嗡嗡”声、炸山炮点燃导火索后火药燃烧的“沙沙”声,归纳起来一句话:“此处无声胜有声”!

再看他打“呼噜”时的形态,简直就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大体有两种:“客观呼噜”和“主观呼噜”。

“客观呼噜”的动力来自身体:气出丹田,声出咽喉;长如山叹息,短如水呜咽;呼气时能牵引身体上飘,吸气时能压得床垫下陷;舒展时八小节一拍,急促时一小节八拍。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躺着打、仰着打,且各有各的“打法”。躺着打时,声长和体长同进退,音高和胸高共起伏,打得理直气壮、天高地远、气吞山河;仰着打时,颈提脊、脊提臀、臀提全身,一动俱动,一静俱静,此起彼伏,首尾相接打得声情并茂、张弛合拍、高低入律。

“主观呼噜”的动力来自情绪,睡前心情愉快了,虽然照打,但还不离大谱;睡前情绪不佳,那呼噜就会打出花样来了。花样的多、寡、平、奇,取决于情绪的忧、怨、愤、屈。何以为证?事实证明。

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社会反应平平,评论界更多不同的声音,以为这部小说有点老套(那时候文艺界正争相效仿魔幻现实主义),他感觉到压力很大。第二部写出来后,他抽出一段时间一章一章地念给我听,每念完一章,总要我“据实评价”。几个晚上下来,我就感觉到一个规律:凡是念着顺一点章节,两人都认为写得好时,他的呼噜就相对平缓一些;凡是觉得有问题时,那呼噜就打得离奇了许多。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不但不为然,反以为我“关键时候掉链子”,“平时说得雄兵百万,用时逃得踪影不见。”我只好存疑不论。

到最后一个晚上,全文念完,他要我给这部小说一个综合评价。我不说,他硬催;我说:不知从何说起,他说:你和你看过的中国小说比较着说。我一想,这还算个“抓手”,就说开了。我说:你这小说,和古代的经典不敢比,因为差距大;和文革以后的长篇无法比,因为我几乎没看过这时期的长篇;我只能将此和“五四”之后到文革之前这一段的长篇比。他同意。于是我就说:这小说比不上巴金的《家》,不如人家厚重,更不如人家生动;比不上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没有人家真实,不如人家通俗可亲;比不上老舍的《四世同堂》,没有人家人物鲜活,不如人家的语言生动;比不上柳青的《创业史》,整体上不如人家“洋气”,细节上不如人家“土气”。

路遥听完我的话,显出很沉重的样子,说了几句闲话后就准备睡觉。这是几天来我们睡得最早的一个晚上,总以为能睡好个觉,结果一眼也没合;不但没睡成,还差点要了我性命。那天晚上他的“呼噜”真算打出了水平,长一声、短一声,高一阵、低一阵,直打得隔壁房间的人也睡不住了,过一会就在墙壁上“咚咚咚”地敲。我更是了不得,先是用被子蒙了头,不顶用;后又把棉花塞进耳朵里,仍不顶用;最后,我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央告他说:“你先醒一会,让我吃片安眠药等我睡着后,你再睡。”他说:“这也是个办法。你吃吧——”正说着,他竟然坐着打开呼噜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也在努力控制,先是硬憋着,整得口唇直抖,嘴里“扑扑”有声;终于憋不住了,“哈—拉拉”地大“吼”开了,那声音比平时的更响亮、更有底气、更具穿透力。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一边打呼噜一边还给我道歉,说:“实在对不起,这是一种病,你担待些。”

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了,只好逃进卫生间,拧开了热水龙头,放了一浴缸水,躺在里边想“眯”一会。刚眯了一会,就觉得头晕、想吐,浑身除了下巴能动,其它处都动不了了。我意识到是“晕堂”了,惊了个半死,硬用下巴颏勾住浴盆沿儿,才把自己“翻”出来。我从卫生间爬出来时,路遥睡得正香,呼噜打成“如歌的行板”。对此,我只能苦笑,穿上衣服离开。

 

5. “练子嘴” 说出“是非”来

前面说过,路遥小时候爱编“顺口溜”,这习惯保持了一辈子,只是成年后将形式稍作改变,将编“顺口溜”改为说“练子嘴”了。这里我得简略介绍一下“练子嘴”的含义,不然,有人会听不懂。其实“练子嘴”就是“顺口溜”,是毛主席在延安时,由曲艺工作者改造出的“顺口溜”新品种(为了让大家更明白,文后附了一段上世纪四十年代流行于陕北和晋西北的“练子嘴”,有兴趣的人看看)。

“练子嘴”最好的欣赏还不是听,也不是说,而几个人边编边说:在快乐中创造,因创造而快乐,创造和快乐相互推动。说句大实话,我和路遥最初的相识就是以此媒介的——他能编一点,我也能编一点,两人坐在一起编,那就不是一点加一点等于“两点”了,就像火燃着汽油一般,“呼”一下就开始了。因此,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我们常玩这个游戏;一玩就就是大半夜。直能玩到两人口干得转不动舌,嗓哑得发不出声,累得浑身发软,笑得肚子生疼时才会罢休。

由于是两人编,素材必须是两人都听过的,事情必须是两人都知道的,人物必须是两人都熟悉的,主题必须是两人都认可的。这样一来,涉及到的范围就小,地域肯定在陕北,环境肯定在乡下,人物不是同学朋友就是村里的农民,目的当然是为了好玩和有趣。时间一长,我们把能编的编了,能说的都说了:诸如,放羊老汉隔沟“拉话”,婆婆和儿媳笑着吵架;“轻皮鬼”男人当街数钱,“能不够”婆娘夸自己贤慧;生产队长歪批“孔孟之道”,民办教师讨好公社领导;大干部坐小车探亲时“哭”错了祖坟,村干部展望大好前程时被他父亲打了耳光;老贫农把“忆苦思甜”弄成了“忆甜思苦”,小娃娃把毛主席著作叠成“元宝”;梁凤卉的快板惹恼了食品公司的经理,庞东全的讨饭促进了农村妇女出勤(梁凤卉是延川的“李有才”,他调侃食品公司加工水平时说:“酱油不咸醋不酸,饼干硬过耐火砖”;庞冬全是延川最著名幽默乞丐,他到那个村子讨饭,吓得那村里平时不上山的的妇女都上山了)等等。有时编着、编着就昏了头,编开身边的人了。有一次还编出了“麻烦”,被曹谷溪“亲娘祖宗”地骂了一顿。

说起来我们也太不应该,真的对不起曹谷溪老师。那是一个盛夏的中午,那时路遥的《人生》已经获奖并拍成了电影,全国一片叫好声。延安地区召开文艺创作会,路遥作为名应邀来讲课。会议结束后,我和路遥一块去望曹谷溪老师。曹老师好客,加上我们都是他的“弟子”,见了更是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布置家人买酒做菜,自己顶着大太阳上街买西瓜去了。他一走,我们没有了“拉话”对象,就躺在他家的地板上编开了“练子嘴”。内容是讽刺“四人帮”搞“面子工程”,说一个检查团到农村检查时,基层干部“糊弄”和敷衍的场面:当公社书记的怎么给部下授意,当大队领导怎样睁着眼睛说谎;糜子地里塞黑豆,谎称套种成功;半个村子的猪娃集中在一起,大吹猪场兴隆。出问题就出在这猪场上了,我正编检查团怎么看“糖化饲料”时,路遥突然把曹谷溪老师给编进来了。说曹谷溪作为当地小报的记者也出现在“闹剧”的现场,他拿了部“海鸥”牌相机正在拍照;为了把检查团的领导和县上领导拍成“亲切交谈”,不惜爬上猪圈的短墙;为了对准焦距和完美构图,竟然在窄墙上后退,结果一脚踩空一屁股“捣”进猪圈里,激起的脏水溅了领导一身……

两人正编得高兴,猛听见身后“咚”地响了一声,回头一看,只见曹老师黑了脸站在桌子旁边,桌子上放一个裂了缝的特大个西瓜。我一看事情不妙,不住气点头哈腰,连说:“对不起,我错了!”路遥还“脖子生硬”,不但没有道歉,还自我解嘲说:“其实没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曹谷溪老师一听“炸”了,两刀破开西瓜,推到我们面前说:“吃西瓜!吃完了,继续‘日塌’我。狗儿子喂成狼儿子了。”路遥还在解释,我趁机大吃起来。事过二十余年,此情此景仍在眼前,不尽的感动仍在心田。

说句不谦虚的话,我和路遥即兴编的那些东西很有意思,当时曾想过把那些东西整理改造一番,编成说书小段提供给陕北说书人。可惜的是,说得多,没行动,也许因为都在忙。现在我倒是闲了,可路遥大哥已经远去,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附:上世纪四十年代流行于陕北和晋西北的一段“练子嘴”

共产主义像天堂,更比天堂强十分。种田人儿最牛气,泥点点不沾脚板底。家家养一群“咕咕蛋”(指下蛋的鸡),躺在炕上听大戏。机器耕,机器种,机器马儿来送粪。机器收割机器打,机器磨面炸麻花。机器捏的肉扁食,甚时想吃锅里下。机器备得葱蒜姜,机器炒菜就是香。机器温下好烧酒,机器端盘请你尝。家家屋里安电灯,天天都能看电影。电手给你搔痒痒,电椅子专治骨头疼。电话安在枕头边,造个机器擦屁眼。女人翻身最彻底,吃饱喝足谝闲嘴。东街来,西街去,早晚来个三换衣。每人养他五个汉,胜似则天武皇帝。家务之事再不做,生娃从此不用 。读书人儿爱脸面,送你一把尚方剑。国家大事你说话,专给政府提意见。党政领导由民选,干得不好就罢免。百姓似爹官似儿,人人个个都清廉。你提意见越尖锐,政府越要发奖励。著书立说讲自由,集会游行不干预。封建专制是恶魔,从此休想兴风雨。这就是:民主自由新社会,共产主义一盘棋。乡亲们,这样的远景你不爱?眼下的苦焦算个屁!各位乡亲都别笑,老哥从不放空炮。今日之言兑不了现,我的孙子叫你爷。

 

6. 路遥崇拜“受苦人”

身为作家,路遥最崇拜的人却是“受苦人”——那些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甚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庄稼汉。这不仅仅和他出身农家有关,更重要是和他的劳动精神有关。虽然有过许多波折,换过几个职业,但路遥在本质上是一个勤恳踏实的“受苦人”。他的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就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概括。

和人们想像的不同,他不是一个只能看书写文章的文人,而是一个目标坚定、作风务实、方法科学的优秀劳动者。以劳动为荣是他的价值观的核心,以享受劳动成果为乐是他人生观的核心,尊重劳动、蔑视懒惰是他判断人的标准。他评价人有两句话:对认真劳动的人赞以“好‘受苦人’”,对“只说不干”或“说的多、干的少”的人冠以“二流子”,对这两者之间的人,他很少评价,只是默默地看。

踏实劳动不仅是他作事的习惯,也是他精神上的基础;不但以此为必要,同时还以此为快乐。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不惜将此推向了极端,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强硬态度对待自己。这一点最集中地表现在他在《平凡的世界》准备和写作中。

为了准备和完成这部小说,他过了七年“苦行僧”般的生活,经历的磨难胜过当时最贫困的农民。那时,他每天睡四五个小时觉,一睁眼就沉浸在这件事中,没有一个农民会如此辛苦;他把自己关在一个远离尘嚣、远离繁华、远离现代物质生活的地方,在茫茫的思绪中独自摸索,没有一个农民会耐受如此寂寞;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他翻阅了小说涉及到的十几年间中央和有关地方的主要报纸,访问和考察了几乎所有人物的原型。农民可能为一季庄稼认真,为一孔窑洞认真;但春忙之后有冬闲,把“东山的日头背到西山”后有“老婆娃娃热炕头”,有“紧一年,松一年,歇歇缓缓再一年”的张弛,但他没有,只有一股作气,奋勇向前。

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期间,只要他在西安,我每次见他都在同一个地方:空荡荡一个小屋,孤零零一套桌椅,满屋子烟雾弥漫,脚底下烟头成堆,像一个关押犯人的“单间”;每次见到他都是同一副神态:乱蓬蓬的短发,红巴巴的眼睛,先是迷惘后是惊喜的神情,半是舒发半是呻吟的叹息;每次说的都是同一个话题:孙少安的无奈,孙少平的沉重,孙玉厚的迷茫,孙玉亭的“成精”和石圪节的集市、双水村的强人。劳动,劳动,总是劳动。

他对优秀的劳动者充满了尊敬和理解。有一次,我们在延川的一山头散步,他突然对坡洼上的一块洋芋地产生了兴趣。远远地看了一会,又走近了看;全局地看了一会,又认真地量开了这洋芋的行距和株距。当我对此表示惊异时,他说:“你细看人家这片洋芋,中间不知有多少学问。不但肥料上得足,锄的及时、干净,光这布局就像一件艺术品:横看成行,竖看成列,斜看还是一条线。说明地的主人在耕种时,不仅仅想的是收获,而把这种劳动作为一种享受。以劳动为享受的人最快乐,也最可爱。”

接着他给我讲了自己认识的几个“好受苦人”,说他们做什么像什么,盖个鸡窝也比别人的精致,说完了无限感叹。

对真正的好“受苦人”,他还会撵上门去看。我的二叔爱劳动,会过“光景”,是一个典型的勤快农民。我和路遥闲聊时常常说起他的事。路遥对此很感兴趣,几次要我领他去看看这个人,我都没有答应。有一次,我们一块聊了一会,他突然提议说:“咱们出去骑会自行车。”我答应了,两人就出发。他在前面骑,我在后边跟,一路朝我们村的方向骑去。我问他要去哪里,他不回答,只是猫了腰猛蹬。直到我们村所在的那条沟和公路交接的地方,才停下来对我说:“我想去看看你二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好领他去了

可惜的是,他们没拉几句话——我二叔一听来人是路遥,马上紧张起来,先是去菜园里摘最好的菜,后是满院子抓鸡去杀,最后又跑到邻村借了半瓶白酒,拼尽全力招待。好不容易到了吃饭时,路遥问他一句,他就回答十句,且都和问话无关,一个劲地说我对路遥的敬重,说社会上人对路遥的好评。事后我给路遥道歉,说:“对不起,这事没办好。”路遥听了大笑,说:“这事办得最好。你二叔比你说的还优秀。不但是个好‘受苦人’,还是个优秀的乡村外交家,说的每一句话都直奔主题。”我问:“什么主题?”他说:“主题就是想让我帮助你啊!”说完笑得腰也直不起来。

 

7. 生生死死陕北情

路遥对家乡的感情很深,深到无法形容的程度,表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调到西安后,他年年都要抽一定的时间回陕北,一是延安,二是榆林。成名之后,他推辞过无数“笔会”、座谈会和讲课的邀请,推辞过好几次出国访问,但只要有去陕北的机会,一般都不会放过。他的中篇小说《人生》写于陕北的甘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开始于陕北的吴起,又完成于陕北的甘泉,期间还在榆林写过一段时间。

路遥最有说普通话的条件:共事的人中大部分都说普通话,一家三口人就有两口说普通话,天天泡在普通话的环境里,但他的一口陕北话从未改变。有人说他语言适应能力差,其实这完全是臆测。恰恰相反,他的语言适应能力特别强,他刚从清涧过继到延川时,说的一口清涧话,没过多长时间就完全改了过来,说得和小伙伴们“一个样样的”。就此话题,我问过他,他说:“我是搞创作的,不是搞行政和教育的,坚持思想成熟期使用的方言,有利于调动当时的感受,还原当时的体验。我主要写的是农村的人和事,素材中的人和环境都得用那时的积累,口音一变,就会对这些感觉造成损害、伤害甚至破坏。”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我和林达即使有点小分歧,也很少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我说的是陕北话。争不过两句,我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不是和爱人说话,而是和一位播音员或者讲解员说话,说着说着就糊涂了,忘记自己为什么争论了。”

路遥一生爱吃陕北农村的饭食,尤其喜欢吃揪面片、熬洋芋、炖羊肉、缠骨来、老南瓜和钱钱饭。别说吃了,只要一说起这些饭,他就立刻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有谁提起一样来,他立刻就能说出这种饭做时的要点和必备的调料。别人还不能有不同意见,一说不同意见,他立刻就和你争;争的时候还爱抢着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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