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19日 点击数: 作者: 来源: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今天没有什么准备,到了年底,一切都很乱。过去我在这里讲过好多次,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希望大家提出一些问题,这样有针对性,要是乱说一通,大家会不满意的。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父亲掏一毛钱买一碗油茶给我喝,还找五分钱。
    三十年来再没有在这个城里作停留,再也不想停留,不走那条石板街,赶到延川县伯父家。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帐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当时社会十分混乱,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随着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我从此失学。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和他并肩作战。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开学已经半个月了。
    当时规定,十天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那时候我就会走后门了),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做工作,这才让上了中学,很困难。这在我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所表现。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说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学,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后来,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一些东西,自尊心建立起来,也划一些诗歌。生活安排比较经常,规定一年内读什么书,学外语--俄语,锻炼身体,主要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后来也荒唐地试过一次,在大风大雨中跑到山上。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做过宣传工作,县剧团当过编剧,宣传过毛主席著作,这一时期干得很混乱。七三年推荐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大学都不要我,最后延大收留了我,学习三年,到《延河》编辑部,一直到八二年,专业创作。
    一个人长期地游山玩水,也会感到枯燥,精神喘不过气。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到礼拜天六,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爬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然后看病,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这是命运。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身边的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总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介绍一位老中医(榆林地区的中医在解放前都是闻名的,十分发达),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有了注意。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饭安排在厨房子,写得比较顺利。八八年5月份,是全书的最后过程,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5月25日,完成了。
    这时,X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一方面庆贺我,我也要在这天晚上过黄河,抄近路赶到北京交稿。如果回西安,就跟不上了。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开始痉挛,这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状态,像五六岁的小孩,要进北京,人不放心,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后,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显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经在地头种南瓜,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一到秋天,地头一行一行子都长满了瓜,这"好看"。这就是审美!他干活时有贪婪精神。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的,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而且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
作者: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