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传》 路遥入学时曾改名 立志长大当“军长”
发布时间:2016年11月15日 点击数: 作者: 来源:人民网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人民网北京3月27日电 (易潇)路遥的短暂人生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光焰,其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影响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然而,英年早逝的路遥的人生状态始终像谜一样地困扰读者。《路遥传》的作者厚夫是路遥生前的忘年交、路遥文学馆馆长以及路遥研究界的权威之一,掌握丰富的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路遥鲜为人知的往事,还原路遥的写作时代,展现他的写作精神。

  精彩书摘:

  (一)路遥为何要自起绰号“王喂狗”?

  (二)路遥入学时曾改名 立志长大当“军长”

  郭家沟村位于延川县文安驿川距县城10华里的小山沟,它与阳面的刘家疙崂村隔河相望,村口面对文安驿川。它与刘家圪、马家店等自然村,共同组成了刘家圪大队。

  文安驿川沟深大约七八十华里,背靠延安县与延长县,呈典型的织布梭子型,两头尖细,中间宽展;其流域的山体平缓,川面平整,土地肥沃,是延川县著名的“米粮川”。这条川丰富的毛细血管里容纳了近百个小山村,这些村庄构成了禹居乡与文安驿乡的全部,以及城关乡的大半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插了七年队的梁家河村,也在文安驿川的一个毛细血管里,该村距郭家沟村约有十五六华里的样子。郭家沟村属于城关乡的地盘,它藏在文安驿川靠近县城的山旮旯里,既不显山露水,也方便出行。

  1957年深秋,经过快二十年的奋斗的王玉德,终于在郭家沟村扎下深根。他家已经从移民初来时借居的后郭家沟村搬出,在前郭家沟村箍起了一孔新石窑。王玉德的庭院端坐在郭家沟村口的阳坡上,坡底是一股细细的溪水,叮咚北流,汇入文安驿河。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庭院的出路很好,它距文安驿川的垂直距离不到三百米,下得坡来,出了沟口,蹚过文安驿河,就能上了走南闯北的大路。应该说,当时王玉德家的院子,在这个共有十来户人家、六七十口人的小山村里还是较为显眼的风景。

  王玉宽和儿子卫儿(编者注:路遥的小名)一身疲惫地来到大哥家时,已经是上灯时分。卫儿见到了亲他、疼他的奶奶,也见到了大伯和大妈。吃过晚饭,他和奶奶、大伯、大妈以及父亲挤在一盘炕上早早地睡了。在清涧老家,他和大弟弟“刘”一起睡“沙毡”[1],盖一床补了又补的破被子。而在大伯家,他能单独盖一床新棉被,铺一条新褥子了,这是他有生以来享受到的最好条件。

  王玉宽继续认真地做着“走亲戚”的游戏。他在大哥家无所事事地歇了两天脚后,终于在第三天早晨告诉卫儿,他要到延川县城赶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再领卫儿一起回清涧。其实,九岁的卫儿心知肚明,父亲是在撒谎,要悄悄溜走,把自己“卖”给大伯为儿。这本来是个撕心裂肺的情景,懂事的卫儿却装着答应了父亲的“谎话”,把眼泪咽到肚子里。

  很多年后,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时,第一次披露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情。

  我知道,父亲是要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趁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个包袱,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七岁(指七周岁——笔者注),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唰唰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2]

  《尚书?君陈》言:“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现代心理学认为,五至七岁是人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心理积淀将形成一种定势,成为影响个体性格和行为特征的重要因素。幼年时期的人生变故,对于路遥敏感心灵的形成,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留在延川上学,就要在心理上接受和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陕北有“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的说法。王家堡村和郭家沟村相差一百多里路,王家堡村属于无定河流域,郭家沟村属于秀延河流域,这两地人们的生活习性与语言习惯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就这点而言,卫儿的感觉非常敏锐,郭家沟村的大小孩子们也非常敏锐。村里的孩子们把这个操着清涧口音的男孩,叫“外路脑子”[3],甚至公开挑战与示威。对此,开始试图融入郭家沟村的卫儿,也尽量采取一种克制与容忍的态度,保持适当的距离。但他毕竟是个孩子,又忍不住孩子们各种乡间游戏的诱惑,迫不及待地参与其中。矛盾终于在一次“打瓦片”游戏中爆发。本来,卫儿赢了游戏。但村里大男孩骂他,“私孩”[4]“为儿货”等各种恶毒的乡间污言涌出来。卫儿这时再也控制不住情感,和这个男孩摔到一起,并把这个男孩的头打破,直到大人们走过时,才把他们拉开。这次打架,给郭家沟村的孩子们上了一课,这个“外路脑子”心“残火”[5]着哩。这次打架,也让卫儿打出名声,村里小孩再也不敢公开欺负他了。

  当然,“私孩”与“为儿货”的恶毒词语不得不令卫儿警惕。这也说明他到郭家沟村来的目的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只不过大人们心照不宣,而小孩们却有口无心地说出来了。事实上,除了白天与村里小孩的玩耍外,卫儿更要直接面对大伯与大妈。大伯是善良与厚道的“受苦人”,“外来户”的身份,早已经让他养成了小心处事、谦让处人的性格。村里不管有什么红白事情,他总是乐意忙前忙后。在郭家沟村经营了十几年,他已经有了不错的人缘,也有自己的“拜识”[6]。没有儿女,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俗话说“养儿防老”,弟弟玉宽送来的卫儿,就是自己今后的儿子,自己死后继承香火的儿子。大妈李桂英因没有养活自己的亲生儿女,本来就心虚理短,她也十分卖力地讨好卫儿。事实上,卫儿已经拥有初步判断力,与大伯、大妈保持着小心翼翼的平衡关系。大伯、大妈千方百计地把卫儿的心拴住,绝口不提“顶门”为儿的事情;卫儿也善于察言观色,十分“有眼睛”,从不在大伯、大妈面前提出过分要求。

  在卫儿初到郭家沟村的适应期里,奶奶起了很好的亲情黏合作用。卫儿自幼就跟奶奶生活,是奶奶抚养他到四五岁。后来,奶奶到大伯家了,他才重新“归队”,睡回到父母的窑里。现在来到完全陌生的郭家沟村,最亲的亲人自然是奶奶了。他甚至是每天晚上睡觉时,搂着奶奶才能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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