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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十六、奠基西北(1)

作者: 来源:毛泽东纪念馆 发布时间:2016-09-18 08:47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追击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要实现中共中央把大本营在西北奠基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艰巨的。

  陕甘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三十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陕北和陇东的十七个县。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到达这里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歼灭前来进攻的东北军一个师又四个营,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

  但是,陕甘根据地当时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还有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九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十一月三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以前已经听到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说:陕北的肃反有问题。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且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1]当省委汇报到肃反问题,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那时,中共中央正忙于战役准备,先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2]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当前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3]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五个师又四个团,一万多人。

  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陕甘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这时,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的消息,重新调整了部署,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在西边,以第五十七军四个师由陇东沿葫芦河向陕西鄜县东进;在东边,由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局势看起来十分危急,毛泽东却指挥若定。他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先在鄜县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军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这次“围剿”。十一月十八日,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军事委员会议,作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会议通过毛泽东这个报告,要求两个军团分别付诸实施。

  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东北军第一○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进攻前,他又要求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边是一条小河。干部们看过后兴奋地说:“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二十日下午,东北军第一○九师在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晚,毛泽东下达命令,按原定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在拂晓前包围直罗镇。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他在下达作战命令时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二十一日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第一○九师仓促应战,激战至下午二时,大部被歼。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一○六师的一个团。到二十四日,第一○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4]报告还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来说的。

  会后,毛泽东会见徐海东。先同他谈了当前敌人动向和我们将采取的对策,然后询问部队伤亡和伤员安置的情况,要他好好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当听他讲到在鄂豫皖根据地搞的肃反中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过来,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嫌疑犯的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干部要分配工作,还要徐海东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回忆道:“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5]毛泽东在前线紧张地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心刚到后方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当张闻天来电向他征询改变对富农政策的意见时,他复电表示基本同意,同时也提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6]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负责审查这个“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7]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这里站定了脚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二十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六十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8]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9]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10]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11]他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12]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1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13]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上。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14]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各路红军立刻奉命秘密行动起来。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一月底,他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也批评了李德所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一首词——《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原定出发的力量还不够,军力还须更加集中。二月十七日,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15]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随即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

  从二月十八日晚八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到二十三日,已控制宽五十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到二十五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五个团,缴获枪支八百多,俘虏一千二百余人。

   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到达距石楼县城二十公里的张家塔,致电十五军团:“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怀会合,下达方面军训令: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尽快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趁晋绥军四个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机会,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地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十四个旅的兵力,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面,准备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三月八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十日至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四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十四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16]东渡后初战告捷,怎样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再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后来称为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各路部队从三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已经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初见成效,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而且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已经到达,有必要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一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商定,在前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大麦郊[]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新局面。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17]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在战略上要大胆,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要谨慎,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地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在这个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18]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

   鉴于这种严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十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19]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筹款三十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出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末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地提出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20]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注:


  [1]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6页

  [2]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7页。



  [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3日。[4]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1月30日。

  [5]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12月版,第47、48页。
  [6]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5年12月1日。

  [7]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171页。

  [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2月23日。

 [9]  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2月23日。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89—597页。

  [1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4、375页。

  [12]  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71页。
[13]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记录,1935年12月17-25日。

  [1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

  [15]  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2月17日。

 [16]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0日。


  [1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

  [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5日。


[19]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28日。

  [2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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